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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特莱创作朱德传记始末
2014-11-9 21:10:29  来源:人民网>党史纵览  会员:抗日战争  

1979年4月,一部生动描述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的著作《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在中国问世。不过,该书的作者不是中国人,而是中国革命的热烈赞颂和同情者、美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而且,这也不是一部新作。如果从最早问世的日译本(1955年出版)算起,已有20多个年头了。人们由此可以想见其中的曲折。所以,中文译本校者在序言的第一句,就用极具时代特色的话语说:“《伟大的道路》中译本终于和我们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一个胜利成果。”

 

1937年1月,作家兼记者的史沫特莱来到了延安。在此之前,她在中国已经呆了8个年头,对中国当时的局势,也有了一些了解。但是,为什么有成千上万甚至更多正直而勤劳的农民、工人,满怀理想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乐于赶赴陕北这片黄土地,为一种信念而奋斗甚至牺牲呢?个中原因在国统区无法找到答案,于是,她决定亲自去陕北看一看,亲身体验一下那块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甚至有许多神奇色彩的地方。

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便与两位朋友一块去见朱德将军。史沫特莱在中国的几年里,从报纸上读到过太多有关朱德的消息。这些消息,对他的称谓,并不那么好听:赤匪头子、共匪、杀人犯、强盗、放火犯等等。围绕着他的名字,可以听到人们编织的成百上千的传说。因此,在史沫特莱最初的想像里,她将见到的朱德将军,一定是个“坚强英勇、脾气暴躁的人物,其滔滔不绝的论断,几乎可以使森林燃烧的钢铁般的革命者”。

但是,她见到的这位声名远播的将军“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

当然,还是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呈现在史沫特莱的眼前:一张简陋的没有经过油漆的桌子上,堆满了书籍、文件及信件。朱德的长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圆头,剪得短短的头发黑白相间;前额很宽,而且微微隆起;颊骨也很突出,鼻子宽短,面色黝黑;而且,脸上皱纹很深,双颊下陷。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朱德当时刚满50岁)还要见老。史沫特莱后来才知道,这时红军长征刚结束不久,这一切,是营养失调和征途中的苦难给朱德留下的烙印。

从表面上看去,朱德似乎就如一些对他怀有好感的人的评价:单纯、亲切、平易近人。但联想到他传奇般的经历,史沫特莱认为:单纯,这个字眼也许需要稍加保留才显得真实。因为朱德看人的眼神十分专注、深邃而富有观察力。与大部分中国人的黑色眼珠不同,朱德的眼珠有一点淡褐色,闪烁着智慧之光。史沫特莱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想像认为:这样一位有着多年苦痛经历的革命领导者,既然能够生存下来,就不可能非常单纯。

朱德与来访者进行了一些交谈。史沫特莱以记者采访的方式,提出了许多关于朱德个人经历的问题,朱德简洁而真诚地做了回答。他还做了一些纠正,例如自己出身是在一个佃农家庭,而不是一些人传说的富有的地主家庭。但是,当史沫特莱站在局外人立场上,轻松地提起报纸上称朱德为“土匪”的说法时,她以为朱德会像自己一样,不置可否或一笑了之。可朱德却不仅没有笑,反而突然默默垂下了头,眼睛望着地面,面孔犹如悲剧人物那样,流露出深沉甚至悲戚的表情。虽然这只是一瞬间,但朱德回答的音调却高亢起来:“土匪问题是个阶级问题。”

在朱德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史沫特莱感受到朱德的每一个声音、动作,都显示出大丈夫气魄。而对一个有这样经历和品格的人,人们却很少了解。史沫特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为这位并不被人深入、深切、深刻了解的人物写一部传记,因为他本人与其他报纸和传言中的形象有太大的距离。而他的经历和性格,又有更多可以透视这个国度、这个社会的地方。

这个念头一产生,史沫特莱便将它定格下来。当朱德问她打算在延安做些什么事时,史沫特莱立即回答:“我希望你把一生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朱德感到有些突然:“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中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尽管朱德告诉史沫特莱,自己的生平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生平的一小部分,并劝告她先到各处走走,与其他人见见面后再做决定。史沫特莱也听从了他的建议,到延安等地陆续见到了更多各类人物,甚至,许多人的经历比朱德还富有戏剧性。但是,史沫特莱清楚地意识到一点:中国农民的命运并不充满戏剧性,这让她更加坚定了写作朱德传记的想法。1937年3月左右,这项写作计划开始实施。

可实际上,这项工作并不容易进行,其中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因为尽管朱德有着极丰富曲折的经历,但是,由于中国当时多数家庭文化水平十分低下,农村的简陋生活,又使他们无法对自己的过去十分留意;加之参加革命后,朱德不断迁徙,使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供查询的材料。在没有信件、日记、文件参考的情况下,朱德甚至无法对一些重要事件提供较为准确的时间……这些,对于想写出一部详实传记的史沫特莱来说,实在是绝大的难题。

尽管如此,工作仍在缓慢进行。每个星期,他们都抽出两到三个晚上进行交谈。一般由史沫特莱提问,朱德回答。有时由着朱德展开思路,尽量发挥;有时遇见朱德谈得不够翔实,或并不大乐意深入下去的话题,史沫特莱也运用直接的方式,凭着追根溯源的不懈精神,“逼”朱德详细讲出来或延伸下去……所以尽管速度缓慢,但史沫特莱手中的材料仍越来越多,愈来愈丰富。

他们当时交谈的场面,也是颇有特色的。虽然史沫特莱在中国已经呆了数年,但中文并不通畅,所以身边有一位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一般交谈,朱德和史沫特莱用中文;有时感到语意表达不够,便用朱德也懂的德语;遇见更复杂的句子,就只好双方都用母语,再由翻译从中转换。总体上说,语言是数种混用,使得场面活跃了许多。

当然,仅仅通过交谈,对于了解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其他的时间,史沫特莱也一直直接或间接地关注着朱德。例如,史沫特莱与朋友在院子里晒太阳、喝茶时,朱德也会在工作间隙走出来,与他们一起讲故事,唱歌,磕花生……用朱德的常用语,是“吹一吹”,“摆一摆”(即“摆龙门阵”,四川方言)。

再有些空闲时间,人数多,气氛热烈,史沫特莱便把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自己家乡的一种弗吉尼亚土风舞。朱德对此兴趣极高。用史沫特莱的话:“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朱将军参加,他和舞伴们旋舞起来,而且按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刚参加阅兵式的新兵一样,踢得尘土飞扬。”

不仅学土风舞,朱德还要学西方式的交际舞,并且孜孜不倦。在史沫特莱眼里,朱德虽然很喜欢跳,但他的舞跳得并不出色,没有贺龙那与生俱来的舞蹈家的才华。为了多接触朱德,史沫特莱还常常到抗日军政大学听他的演讲。讲演完毕后,朱德常常与青年干部战士一起打篮球。可在球场上,朱德却并没有在战场上那般自如。下场后,他常常对史沫特莱摇头感叹,说这些战士嫌他球技差,组队时都不愿意要他参加。

史沫特莱还观察到:“人类生活的各方面似乎没有哪一方面是他不愿探索和了解的”。除去跳舞、打球,朱德还喜欢戏剧,喜欢唱歌。他总是不放过欣赏各种演出的机会。后来到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放映电影,朱德几乎每场都到。当时美国一部滑稽电影中有“高脚七”和“矮冬瓜”两个角色,分别由美国著名演员阿波德和考斯提洛扮演。当银幕出现滑稽镜头时,朱德总是放声大笑……

 

 

但是,这样对朱德的近距离观察和采访,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几个月后,朱德率军东渡黄河抗日,向山西前线挺进。此时,对朱德的生平纪录,也就是《伟大的道路》的材料搜集,只完成了一半左右。因为战争,这次有重要意义的访问,就这样被阻断了。

在后方的史沫特莱,此时患有慢性胃溃疡,后背还受了伤。但她还是利用这段时间,遍访了多处的后方医院,希望在国际上能为它们争取援助。

史沫特莱还曾到过朱德的指挥部,并在这里与朱德发生了一次“争执”。

那是1937年的冬天,史沫特莱的友人卡尔逊,获准上五台山抗日前线。史沫特莱知道此消息后,便在吃饭时向朱德提出要求,希望能准予自己同去。朱德和政治部主任任弼时都不同意。他们提出了种种理由,譬如说凡是上前线的人,都要有打仗的准备。

“我也能打仗,我是在西部(美国)长大的。”

“可你是一个妇女。”朱德和任弼时几乎同时这样说。

这句话激起了史沫特莱的强烈不满。她一生都是一个积极的女权主义者,所以一下子发起火来:

“我并不是因为想要当妇女才成为妇女的。”接下来,她抛出一句辛辣的讽刺,“是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的!”

据在场的卡尔逊记述,这句话引起了朱德、任弼时的哄堂大笑,因为她提到了上帝,而这些将领们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

尽管如此,史沫特莱还是亲眼见证了朱德在战场上的活动情景。这样的观察,仍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1938年的大部分时间,史沫特莱是在武汉度过的。在这里,她参加了争取协助中国军队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医疗援助活动,动员和组织了包括白求恩、柯棣华在内的一些欧洲、加拿大、印度医生到抗日根据地工作。1939年,她又一次深入前线,前往新四军部队采访,对朱德的关注暂告一段落。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真正开始写作,已到了距最初采访8年之后的1945年。1940年9月,史沫特莱的伤病到了必须住院疗养的程度,她去了香港一段时间。回到内地后,她因为长期宣传和帮助八路军,受到戴笠部下的时时“关照”。就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1941年的夏天,史沫特莱回到了美国。她准备在那里作一番调整,然后再返中国,在这片土地上再与朱德合作,完成这部《伟大的道路》。

但是,中国国内的战乱和美国的国内局势,使这位与中国革命发展同进共退十多年的作家记者,一直没能再回到这片土地。

在中国旅居十多年后回到美国的史沫特莱,生活一直不安定。直到1945年夏天,她才从纽约搬到一个叫耶德庄的地方。耶德庄以前是著名富翁特列斯克的宅第,周围有约600英亩的广袤土地,遍布着森林、湖泊和起伏的原野。这位富翁临终时在遗嘱里说,将这处地方专供艺术家和文学家们使用,作为他们从事创作的中心。在这里,史沫特莱获得了良好环境。她要潜下心来,完成写作《伟大的道路》的宏愿。

但是,身处数万里之外的美国,来写作一个正在续写中国革命历程的伟大革命者,无疑是十分困难的。为了充实原有的材料,她需要更多、更丰富的东西。为了搜集材料,她只能求助于中国,求助于朱德本人。

1945年10月,史沫特莱请代表中国解放区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董必武,向朱德转去她的一封信,希望能再次获得朱德本人的帮助。

当时中美之间的通信并不通畅,朱德又处在极紧张的与国民党斗争的状态中。所以,直到1946年7月1日,朱德才借美国邀请周扬去访问的机会,写出一封信致史沫特莱,并准备了一些相关材料和礼品。虽然后来周扬没能成行,但朱德的信和材料仍辗转送达史沫特莱手中。朱德在这封信中说:

“我很感激地了解到,你想花费一些精力写我的生平。应当说,我的生平仅仅反映了中国农民和士兵生活的非常之少的一部分。是否值得你花费时间,我表示怀疑。由于你那样地坚持并已着手写作,我也只能答应所求。”

朱德在信中,对于美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政府给予了严厉指责。但是,他也对美国人民给中国革命的支持表示了衷心感谢。史沫特莱除将这封信翻译后抄写给许多关心中国革命的美国友人――如爱泼斯坦等外,还将朱德信中的一段话印在贺年片上――一共150张,寄发给为中国革命出过力的朋友。她说:“我以这种方式庆祝了圣诞节和元旦。”

按照史沫特莱的要求,朱德寄去了一部分资料。其中包括由红军各级人员百余人所写的诗歌、故事、特写、日记等编纂而成的两卷本《长征》;刘白羽写作的《朱德传》部分手稿,以及朱德自抗日战争到当时所发表的颇具纪念意义的各类文章,包裹里有两枚镶嵌着朱德和毛泽东肖像的小圆别针,朱德与外国友人的合影照片,还有一块产于延安的人工手织的披肩。

史沫特莱非常喜爱这件披肩,但是并没有留着自己使用。这年冬天,在纽约的一次关于中国问题的集会上,史沫特莱将这件披肩展示给数十位与会者。在介绍了它的来历后,宣布为了筹募救济中国战灾的基金而将其义卖。最终,披肩被人以1000美金的价钱购下。

 

史沫特莱以万分认真的态度写作着朱德的传记。为了感受中国的气氛,她将朱德寄给她的别针装饰在房间的壁炉架上;旁边放着一个花瓶,瓶里插着一些楠树枝。史沫特莱听朱德说过,他的家乡盛产楠木,朱德小时候曾在楠木丛中度过了一段岁月。为了体验这种环境,史沫特莱便向美国南部的朋友要来了这些楠树枝。

当然,写作不是件愉快的事。思路的不畅,材料的不完备,也常常带来很大的焦虑。一位与她呆过一个时期的朋友注意到,她的表情是时时变化的。有时由于内心痛苦不安,她的面部皱纹便紧攒加深,整日愁闷不乐;有时写作顺畅,她的心情便开朗,笑容满面。可是,写作复杂、沉重的中国题材,史沫特莱常常是忧戚而深沉的。

史沫特莱后来在写给朱德的信中说:“这是一本不容易写的书,因为它不仅是您个人的生平,而且是您的贯穿着六十多年来中国历史的生平。这一生平的背景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冲击,这也必须写进去。”

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增加了史沫特莱内心的不安。她曾在给朱德的信里说:“由于内战,您和您的全体同志都蒙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了解,我国应对这种痛苦负责。”一个美国人,因为政府的所作所为而承担道义上的痛苦,这也许是史沫特莱写作时所处的复杂心境之一。

远隔重洋也增大了写作的难度:“我必须为这本书从事大量的研究工作,以期书中所涉及的每一历史时期都准确无误。”

为了潜心写作,史沫特莱还努力排除可能干扰的各种因素,甚至错过了一些好的机遇。在她到达中国之前,曾经因为支持印度的独立活动被捕入狱。为此,后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曾经表示,等印度真正独立后,将欢迎她到印度去。1946年夏天,印度即将宣告独立,一名政府的高级官员致函史沫特莱,邀请她前往印度,以顾问名义参与新政府的工作。

史沫特莱收到这封信,十分激动。亚洲此起彼伏的革命及成功消息,使这位长期关注这片土地的女性,感到无比振奋。她是一个特别喜欢活动的人,天性乐于参与实际的奋斗过程。而且,印度处于与中国的相邻位置,是吸引她前去的又一理由。

但是,史沫特莱最终决定不去印度。一些朋友告诫她,《伟大的道路》可以等待一段时间再写,印度之行却不可缓,何况到印度仍可以继续写作。史沫特莱却感到,研究这部书的时代背景,几乎已将她全部的精力消耗殆尽,而且中国的历史越研究越觉得深邃广博,她不能较长时间从这种状态中脱开……这样,只好先舍弃去印度的绝好机会。

直到1949年初,史沫特莱才完成《伟大的道路》初稿。但是,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形势,使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府十分恼怒。当年2月,史沫特莱突然被指控为一名“仍然逍遥法外”的苏联间谍。

史沫特莱后来在致朱德的一封信里道出了被指控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多年来我在美国全国许多地方发表了关于中国的讲演,并在第二次大战中到一些陆军训练营去作了这样的讲演。我也写过关于中国的著作,并且参加过关于中国的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的广播。”

政府提出这一指控后几个星期,美国陆军部又宣布对史沫特莱的控告是一个“faux pas”(社交性质的过失),用史沫特莱的比喻来说:“有点像在美国做了当众剔牙这类事情。”

虽然如此,史沫特莱的生活却因此受到极大影响。她不能发表讲演和出售文章――而当时,这是她收入和生活的基本来源。她所寄居的朋友家庭也受牵连,家里人的工作几乎不保,史沫特莱只好搬出;但在纽约她几乎租不到房屋,最后不得不住进房租高昂的一家小旅馆。

史沫特莱只好选择出国,当然,她当时不能申请到中国。可是,连到英国或意大利这样的欧洲国家,也申请不到护照。护照局的官员称,即使不考虑前一起案件,却仍然确信她是共产党员,证据是史沫特莱所写的关于八路军的著作。

激愤中的史沫特莱一度甚至考虑,如果她最终被拒发护照,她准备采取极端方式:一、将自己的案情提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二、正式放弃美国国籍,“试图在其他国家例如中国获得国籍”。她在给朱德的信里郑重表示,她的首选是中国。

在这样的境况中,《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的出版,当然就遇到了难题。史沫特莱已经与美国一家著名的权威出版社――史诺夫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这家出版社,曾出版过史沫特莱同样写中国的著作《中国的战歌》。此时,出版商和审稿人却突然提出,《伟大的道路》中对中国革命的见解是教条的,并要求她在书的结尾加入反共的内容,对此,史沫特莱断然拒绝。这样,这部书的出版计划遭到了搁浅。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消息使史沫特莱异常兴奋。在收音机旁,她听到了周恩来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消息;听到了苏联同国民党断交并表示打算承认新中国政府的消息。“来自中国的这条消息使我感到极大的欢乐,我的心终于安定了下来。我应该身在中国,可是我却停留在这个被上帝抛弃了的国家”。

史沫特莱马上给朱德写去一封长信。在这封信中,她对自己当时的处境并不在乎:“我将支持新中国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要尽一切力量声援中国。”“我打算去中国写第二卷。我把您的生平写到您60岁那年,这一年是引向胜利的内战时期的头一年。”“我希望您和毛(泽东)还是30岁,但是,我也知道在你们的前头仍有许多岁月。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经历了许多周折,史沫特莱的护照终于办了下来。当然,不可能是让她到中国,而是前往英国。她到英国的寄居处,是在中国认识的朋友希尔达家。

史沫特莱到了伦敦之后,马上参加了在这里举行的英中友协成立大会。一位参加会议的中国留学生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在会议大厅里,一位头发斑白的美国老太太走上了讲台。她充满激情地介绍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英雄的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缔造新中国的过程中,创造出史诗般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全体听众。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她提议,为在解放事业中献出了生命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好儿女志哀。这位老太太就是史沫特莱。”

此时的史沫特莱,患有严重的胃病,身体很弱。但是,她仍孜孜不倦地从事《伟大的道路》一书的修订工作。同时,只要有与新中国有关的事,准定有她参加。她经常出席伦敦中国留学生会举办的各种活动;约中国学生去她那里交谈,吃她亲手做的中国菜……

在这样的情境里,史沫特莱的情绪就会特别好。当时虽是数九寒天,但围坐在壁炉边,友谊便更加升温。史沫特莱滔滔不绝地叙说着关于中国的话题,旁人几乎没有插话的余地。一位英国朋友评论:“她就是这样不可救药地热爱中国!”

的确如此,史沫特莱说:“……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我是忠于中国的,也许你们会感到奇怪吧!是的,让我告诉你们,我到过很多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去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不知是什么缘故,在那儿,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

她这样评价她见到的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是非常善良的人民。他们的俭朴、勤劳和勇敢,他们的毫无虚饰的真挚的友情,以及他们的领导人的动人的个性,智慧和远见……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不能不对中国产生深厚的感情,有一天,我终究是要回到中国去的。”

但是,这位全心热爱中国的美国友人,终于未能在生前再踏上那块孕育着巨大变化的热土。虽然她还在顽强地修订《伟大的道路》,但健康状况却日益恶化,胃癌侵蚀着她的生命。

史沫特莱大约也意识到医治的困难,所以一边满怀希望地表示,如果手术成功,她将立即到中国去,和中国同志一起战斗。同时在4月28日写下遗嘱,一份与中国血脉相通的遗嘱:“我的唯一信念和唯一誓愿,就是那些贫苦的、被压迫的人民的解放。而中国革命的成就,已经是这一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

她在遗嘱里写明,遗物交朱德处理。而主要遗物,就是这部仍在修订的《伟大的道路》手稿。她还同时要求,自己的遗骨埋葬在中国,葬礼上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因手术不治逝世。1951年5月6日,在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之际,她的骨灰在北京安葬。这位“大地的女儿”(史沫特莱著作名),终于在中国――这块她梦萦魂牵的国度,回归大地。

今天,人们走进八宝山公墓,可以在陵园西侧见到一块大理石墓碑。碑上镌刻的,是朱德亲笔书写的题词:“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 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这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虽在作者遗嘱执行人的同意下,由专家对原稿进行了编辑加工,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它在几年中都未能获得原文出版。倒是日文译本于1955年先行问世,英文本晚一年出版,中文本迟至1979年才出版。此时,距这位“不可救药热爱中国”的“大地的女儿”辞世,几乎相隔30年。

《党史纵览》2007年01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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