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      2017年12月14日 星期四
注册登录上传往事上传相册热门产品 
  首页>> 说东道西
  往事搜索:    
  百度搜索:
 
落马官员的精神世界
2014-1-6 20:58:15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会员:花花世界   作者:徐智慧 王全宝

    在中国,官员们大多奉行谨言慎行的低调原则,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对信仰、事业、金钱、情感、家人怎么看?鲜有人会知道。

  官员精神世界的隐秘状态,与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有关,也与私欲、安全保障、体制制度、信仰及管理方略有关。他们信仰的各个层面,往往是在当事人落马之后才会被人们感知。

  深刻的社会变革影响着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当诱惑与压力交织,加上“官场潜规则”和高心理压力的催化,一部分信仰缺失的官员,内心迷茫,甚至陷入迷信、相信鬼神,希望藉此为自己寻找一种释放的方式。

  尽管落马官员的精神世界虚虚实实,但撩开官场后台之幕,他们的故事为外界提供了透视精神世界的窗口,同样的透视也有利于当前的制度反思。

  对于内心濒临危境的官员而言,重建内心,需要信仰重建,更需要制度重建。对于前者,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对于后者,中共亦提出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建立反腐反恶的法律体系和透明阳光的选人用人制度。知道边界,才能带来安全感,增加透明度,才能有阳光。有了这些,迷惑的官员就犯不着去问鬼神,知道为确保安全自己该怎么做,迷信也就失去了当今和未来社会生存的土壤。

  最近十年来频发贪腐大案,越来越引起政治学者关注,他们开始运用理论工具,寻找贪腐官员的思想变迁、信仰扭曲的蛛丝马迹,求解在整个社会道德规范和政治制度改革背景下的“防腐、反腐”之道,然而,对官员群体的思想状况研究,却受限于少得不能再少的科学调查

  本刊记者/徐智慧王全宝

  “大师”王林倒下之后,牵出了刘志军、胡长清、丁鑫发、宋晨光等一长串高官的名字,他们都曾是“大师”的粉丝。每个成功的大师背后,都站着几个问题官员,鲜有例外。

  关于高官腐败,反腐败理论研究者邵道生曾提出著名的“信仰危机”说。他认为,“一些高级干部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禁不起考验,其价值观、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畸变,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然而,十数年后,只能看到“信仰危机”巨石留下的一丝涟漪。在探究贪官精神世界的理论研究方面,至今未能跨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门槛,登堂入室成为显学。

  精神世界固难被窥探,高官的心理如同其官位一样高高在上,难为外人所知,直至落马后,方在囹圄间“忏悔”时被人窥见一二。然而,如不探究官员的心理变化,亦无法得知贪腐在官员个体身上如何发展演进、由微而著的历程。

  基于该认知,十年前,时为江西行政学院政治学系主任的肖唐镖着手在地方官员中进行采样调查,在调查中,他罕有地“叩击”到了官员们不为人知的信仰、精神层面。

  从2003年至2004年上半年,在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肖唐镖借在中部某省省委党校授课之机,对六个领导干部培训班进行了抽样调查,包括了市厅级、县处级和乡镇科级等各级别领导干部,甚至包括来自国企和高校的政工干部。

  肖唐镖曾在省委机关任职,深知领导干部“高度政治化、不太愿意直接向人袒露心迹”的心理特点,故设计为匿名问卷,共投放调查问卷680份,回收有效问卷571份。

  问卷中设计了直接触及“贪腐”的问题。在“任用干部的风气”上,肖唐镖收获了最令他感到惊奇的答案。回收问卷中,竟无一人认为“风气很正”。认为“风气比较正”的仅占18.6%。

  在“任用干部风气不正的主要表现”问题上,74.8%的人选择“拉关系、跑官”,55.3%的人选择“任人唯亲、分派分线”,46.8%的人选择“考察不实”,43.1%的人认为在干部任用方面“决策不民主、个人说了算”,28.4%的人选择“买官卖官”。“现在提升职务关键要靠什么?”75.1%的回答选择“与领导的关系”,而只有17.0%的人选择了“资历”。

  “干部任用和管理中的问题,于此可见一斑。”肖唐镖总结道。

  涉及官员信仰状况的问题是“您觉得共产主义能否最终实现?”肖唐镖清楚,对领导干部而言,这是一组“极为棘手和敏感”的话题。他在回收的问卷上,看到66.9%的人回答“有可能实现”或“一定能实现”,然而,选择“不可能实现”或“说不清”的人也占27.4%。在“是否希望我国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有71.5%的人选择是,有20%左右的人选择“不希望”或“说不清”。

  由于此次匿名问卷调查发生在氛围宽松的课堂上,而非组织部或纪委的办公室里,肖唐镖认为答卷的可信度“更高”。他从答案中看到,“在地方领导干部队伍中,多数人员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但多元化的情形却已经发生。”

  “信仰的失落,已在当代官员心里种下了价值观迷失的祸根。”肖唐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肖唐镖通过调查和数据中觉察到了官员们信仰的失落,而在一线从事反贪腐工作的纪检官员则是从实际工作中目睹了这一切。

  一位长期在纪委系统工作的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纪委系统常以现实案例为原型,拍摄专题片进行领导干部教育警示。同时,专题片会把落马官员分成不同类型,其中就有一种“信仰缺失”型专题片。

  在这位工作人员的记忆中,“信仰缺失”的专题片中“草原巨贪徐国元”最为引人瞩目。

  2009年7月27日,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贪污受贿案在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据办案人员介绍,徐国元在赤峰市任市长6年间,涉嫌敛钱财约3200万元。

  早在2006年,徐国元因受贿一套价值380多万元别墅的事情就已经引起有关部门注意,并根据举报已经对徐国元进行案前调查。

  但就在接受调查期间,反而是徐国元受贿敛财的“高峰”。仅2007年,他就“进账”1000多万元。被抓的前一天,徐国元夫妻俩还在商量如何收取他人要送的1幅名画。

  2006年,有关部门对徐国元开始初查,他一边编造虚假事实、伪造书证,为其违纪违法所得捏造合法来源,一边向外转移藏匿现金和贵重物品。他甚至把200余万元现金和珠宝装在一个密码箱里,从内蒙运至云南省的一座寺院里,放置在寺院住持的住处,密码箱的钥匙竟藏匿在了佛像耳朵里。

  该办案人员称,徐国元每收到一笔赃钱,都要先在“佛龛”下面放一段时间。由于心里有鬼,在他隐匿赃物的箱包中,箱包四角也各摆放一捆钞票,中间放置“金佛”或“菩萨”,祈求“平安”。

  后来办案人员曾就信佛一事与徐国元交流过,实际上,徐国元并不是真心信佛,也不想诵经忏悔,而是心存侥幸。“徐国元明知自己罪不能赦,还幻想寻求佛的保佑。他在家中设立佛堂供奉佛像,夫妻俩每天烧香拜佛。即使进了监狱,也每日手捧佛经念诵”。看过警示专题片后,这位工作人员认为,徐国元信佛无非就是寻找寄托,祈求保佑。

  同样,2003年马德案发后,有关部门对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的问题进行初核,为了躲避中纪委即将到来的“双规”,韩桂芝每天呆在家里烧香拜佛,祈求保佑。

  据黑龙江一位纪委人士透露,在1996年韩桂芝担任省委常委后,随着住房越换越大,韩桂芝专门找人在房间里设计了佛龛,在里面供奉泥佛、瓷佛、金佛三种佛像,从早到晚香烟不断。

  韩桂芝除了在家供奉朝拜外,还经常进庙宇烧香拜佛。韩桂芝还借外出开会考察之机,跑遍各地的名山古刹、佛教圣地。在普陀山一寺庙内,韩桂芝烧香叩头,还向寺院捐了一笔款。

  在中纪委“双规”期间,韩桂芝常常面对着墙壁念叨:“佛啊,你为什么不保佑我!”

  在肖唐镖大胆的“信仰”问卷之后,随着贪腐高官不断落马,贪官的心路轨迹愈加暴露于大众,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研究目标转向官员的“内心世界”。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涂谦是这些研究者中的一员。在一份入选《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的调查中,涂谦以十六大以来落马的72名省部级官员为样本,分析了他们的基本特征。他得出的结论是,“‘钱、权、色’是腐败的高发领域,腐败的高发年龄段为52岁至62岁。” 他的调查显示,在72名腐败高官中,有22人“长期包养情妇、道德败坏”,占33.3%。耐人寻味的是,不少包养情妇的官员系因为情妇谋取利益而落马,亦有不乏被情妇举报导致罪行暴露的高官。涂谦认为这是掌握权力者的贪欲超越伦理底线所致,该现象折射出的是贪腐官员价值观的沦落。

  在对贪腐官员的研究成果中,另一项触及精神信仰层面的结论是:很多贪腐官员有着异于常人的“迷信”思想。2007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程萍所做的《我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质调查分析报告》也显示,不少县处级公务员具有迷信行为,相信“求签”“相面”“星座预测”和“周公解梦”等迷信现象。

  这种现象在现实中不乏实例。1994年初,时任山西交口县县委书记的房吉华和县长李来福请吕梁地区周易研究会会长马明生到交口看“风水”。当年4月初,马专程到交口县的南山及县委、县政府大院看了县城风水,后以周易研究会名义写成《交口县地理风水研究报告》,交给县主要领导。报告称县委、县政府大院“白虎压了青龙”,并认为“障碍”主要是县看守所高出县委大院、人大办公楼又高出县委办公楼,“破解”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在低于县委大院的地方重修看守所,在县城修起牌楼,在县委大院的中心和四角埋下“镇邪物”和“升官符”。

  于是,当年5月下旬的一天,县委大院灯火齐明,数十名党政干部齐刷刷跪在香案前,“代表县委县政府”,虔诚地埋下了“镇邪物”和“升官符”。之后,县领导又“严格按照‘风水先生’的要求”,以各种理由陆续在低于县委大院的地方重建了看守所,在县城大街上新建了牌楼,在县委大院新建了楼房,并在楼顶上砌了一垛无用的女儿墙以高出人大办公楼。2001年,山西交口县委、县政府大院内搞“补风水”的封建迷信活动案被当地纪检部门查处。

  而近年来,此类官员迷信事件更是屡见报端。如河北高邑县委大院门口飞机堵路事件,江苏宿迁“骆马湖”更名事件,长春某法院辟邪宝剑事件,山东泰安“岱湖桥”事件。最近热传的是刘志军案发前每天烧香拜佛以及在办公室摆“靠山石”的事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程萍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选人用人制度上的不正之风,是造成官员迷信的重要原因之一。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盛行,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权钱交易使得正气受到压抑,一些官员痛感不能把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在不正之风的暗示下,一些官员产生沉重的焦虑感、迷茫感和无力感,把升迁的希望寄托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鬼神身上。”程萍说。

  从2003年在党校课堂上进行官员信仰的抽样调查开始,肖唐镖专注于中国政治和干部制度的研究,迄今已逾十年。谈到十年间贪吏现象的变化,他说,“比之十年前,一些贪腐官员无论是言行的张狂,还是贪腐的数额表现,均有过而之无不及。”

  近年来,中共中央整体上加大了干部制度改革的力度,继2004年出台5 1文件后,又推出《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等5个法规文件。

  但肖唐镖认为,这些措施仍然有着自身固有的局限性,不是解决干部贪腐的“良药”。如干部的内部竞争上岗、限期任职、述职评议,近些年在中国政治实践中也已获不同程度的试点或推广,与过去僵硬的管理制度相比,这些新的制度无疑是进步的,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面对现实,不能不看到这样的悖论:一方面,有关干部管理的力度越来越大,制度建设的步子越来越快;但另一方面,一些干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贪污受贿的金额,从原来的以万元、十万元、百万元计,发展到以千万元、甚至万万元计。买官卖官、买凶杀官案不绝于耳,更出现“五毒书记”“三玩市长”“用MBA管理情妇的书记”。

  “(今天)这些堕落的官员(的心理和思想)已不能用常人的标准来度之,已是极度的荒唐与张狂。”肖唐镖指出,十年来贪腐官员的表现有三:一、贪腐行为已经无以复加;二、干部制度和政治制度改革没有体现出相应的防腐、反腐举措和积极性;三、所幸的是,公众监督媒体监督已经成为反腐的利器。

  “如果说其他措施未令贪官恐惧,公众和媒体起到了这个作用。”他说。

  在肖唐镖看来,对官员政治信仰、思想的研究,这10年来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现有的研究“十分不足”,由于缺乏可靠的田野调查数据,无法评估干部队伍的政治认知、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而这种评估,对当前和今后中国政治改革与发展具有“实质性意义”。

  实际上,早在1980年代末,就曾出现过针对官员群体的一项大型“政治文化”调查。这个调查涉及到350位左右干部的心理和思想状况,但仅仅列出了这些被调查干部回答各项问题的统计数据,并未对之进行专门分析。至今仍无学者使用这些已公开的数据进行系统分析。

  近年来,《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连年发表“中国党政领导干部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这是国内目前能看到“仅有的”对干部状况的调查分析。它以来中央党校学习的一百多位司局级干部的问卷调查为基础,从一个视角揭开了领导干部们对社会形势的基本判断,但肖唐镖认为,该“蓝皮书”基本上属于“舆情调查”,缺乏对官员们关于政治改革的心理与要求的系统分析。

  由于缺乏此类分析,使得以官员为目标群体的“防腐、反腐”宣传“乏力”而“无实效”。

  肖唐镖发现,由于公务员队伍或曰“政治精英”阶层在思想上高度“政治化”,在主旋律场合不会表现出这种“信仰上的摇摆”,但如果“私下聊”,就会表露无疑。而在马列主义信仰产生“摇摆”的同时,官员又不能选择唯心主义的宗教信仰,同时,公民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不健全又未使其建立合于社会规范的伦理道德,导致其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三观尽毁”。

  “在这种情况下,再没有法制的强有力约束和监督,官员走向贪腐就是必然的。”肖唐镖说,“看透了贪腐官员的精神世界之后,再想求一个解决之道,终要回到一个词上:制度。

  国家行政学院的程萍教授亦认为,对官员进行精神层面“干预”,需教育与约束并重,“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并举。面对新媒体条件下新的社会舆论生态环境的生成和越来越复杂多元的社会思潮与行为,制度建设首先是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健全反腐的法律和制度体系。

  “官员,特别是高官,手握国家公器,因此,其思想和信仰便具有一种‘公共性’,‘公共性’的问题应纳入公共规范中,接受公众监督,承担公共责任,为公共制度所约束。”肖唐镖指出,官员的思想、道德、信仰这些“公共性”问题,最终要回到民主法制的基本精神上,才是正解。

  近年来,越来越多落马官员的“忏悔书”见诸媒体报端。和官员风光在任时的各种讲话相比,这些坦白内心的“忏悔书”往往更吸引公众眼球。

  自2002年12月10日起,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检察日报》在“廉政周刊”中开设了“忏悔录”专栏,专门刊登落马官员的悔过书,至今已经超过十年,累积刊登了超过500位落马官员的忏悔书,其中包括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河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安徽省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山西省原省委副书记侯伍杰等省部级高管的忏悔书。

  “官员忏悔书中,有一部分是空话和套话,但也有一部分是他们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负责“忏悔录”专栏的编辑孙艳敏说。

  对商人和企业家的“羡慕妒忌恨”是很多官员走上贪腐之路的心理根源。

  “看到老板一个个大把大把地捞钱,潇潇洒洒生活,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吃亏了,产生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念头。”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落马后自述。

  已被执行死刑、被媒体称为“许三多”(钱多、房多、女人多)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也曾有过类似“心理落差大”的感叹。“1993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有个企业老板高某送给我1000元美金,说是给我的出国花费。我感慨到,就凭自己挣的这点工资,想到国外买东西,那只能是望洋兴叹。当时,我感觉搞企业真好。”许迈永说。

  因受贿被判无期徒刑的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原党组书记、厅长董永安在忏悔书中描述了内心世界“坍塌”的过程,“跟这些小企业老板接触,看着这些小老板过着日进斗金、纸醉金迷的生活,再看看自己微薄的收入,那种落差感像荒草一样在心中滋生。”

  “那种‘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轮到我了’的心态开始主宰我的内心。”四川省乐山市原副市长(副厅级) 李玉书如此表白,“色和钱是两把锋刀和利器,很容易刺中意志薄弱的人。我就是被这两把相互联系的刀刺中的。”

  李玉书在忏悔书中描述,“对固定的那几个女人,我出手大方的程度现在回忆起来自己都感到吃惊。我给这些固定的情妇每人都买了住房,还把一些没有固定工作的安排到公务员队伍中,把有的情妇的户口迁至成都,在成都给情妇买商铺买住房买车……养女人需要钱,我开始将自己工作的主要任务瞄准了钱。”

  不少落马官员对“第一次”的情形都印象深刻。王昭耀回忆了第一次接受别人钱时的情景,“一开始,我坚持不要,推来推去好长时间。后来,我见他‘情真意切’,诅咒发誓,就把钱收起来了。收钱之后好几天,心里头一直沉甸甸的,饭吃不香,觉睡不好,思想斗争很激烈。一直到后来,自己给自己找到一个心理台阶:‘下不为例’。”

  山东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苗仲华回忆了第一次收钱的忐忑心情,“当时,我的心情很紧张,我知道这些钱不该收,开始我极力推辞,但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我最终还是收下了。从那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胆战心惊,一看见领导和同事就感到心虚,但一段时间过后,我发现周围的人对待自己没有变化,这件事就过去了。从那以后,我陆陆续续地收受了他人数额不等的钱和物,每每都是客气一番就收下了。”

  “有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第三次……到后来,我不再等着别人给我送钱来,而是事成后,及时召集当事人,干脆利落地替他们把钱分了,而我理所当然地得到利润的大部分。”四川省彭州市原市委书记陈家荣讲述了自己“越贪越大”的心理。

  尽管如此,陈家荣对收受的钱财一分钱也不敢动,“因为知道这些钱来路不正,我心里还是十分害怕,经常会在梦中被吓出一身冷汗。”

  “那段日子我就像一个戴着面具的人,白天为了满足自己对金钱的欲望,一边冠冕堂皇地工作,一边道貌岸然地捞钱。晚上,面对轻而易举到手的金钱,我既欣喜若狂又胆战心惊。”

  这种“欣喜若狂又胆战心惊”的矛盾心态在腐败官员中非常普遍。王昭耀回忆,“社会上一有风吹草动,我就惊恐万状……就在‘出事’前的一天中午,我和家人在一起吃午饭,就说到外边的风声越来越紧。我最不放心的是3位老人,万一经受不住打击,有个三长两短,这可怎么办?我说着流泪了,一家人都哭了,也没吃成饭。”

  事实上,许多落马官员都和王昭耀一样,“尽管自己有所收敛,但还在收别人的钱。”

  这种侥幸心理,让许多官员在贪腐之路上越走越远。在董永安之前,河南省交通厅的前三任厅长都因为经济问题落马,董永安也一直告诫自己“要以前车为鉴,在这个位置上安全着陆”。

  但董永安还是倒下了,他在忏悔书中说,“我知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的警言,也知道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警告,关键是自己没有把握住,抱着侥幸心理。”

  侥幸心理也一直贯穿许迈永长达十多年的违法过程中,“群众不时有举报,组织上也给我敲过警钟……我总以为朋友靠得住,并心存侥幸地认为,即使出了事,组织上查,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

  “我还错误地认为,群众的举报涉及不到核心问题,他们掌握的只是皮毛,只要自己不露马脚,不主动向组织反映问题,是查不到自己的。”许迈永在忏悔书里说。

  藉由辩护律师的观察和接触,人们得以探究落马官员的人性弱点与反腐体系之制度困惑,以期为未来之廉政再造提供某种借鉴

  本刊记者/申欣旺

  随着刘志军、李春城、刘铁男等一批副部级以上高官落马,越来越多的“老虎”被揪出,人们看到了权力腐败的制度弊病,同时看到的还有贪腐背后的信仰缺失。

  从位高权重到阶下囚,落马高官在短时间内经受着各自最大的煎熬。痛定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自省,曾经在各种场合信誓旦旦要为之奋斗的理想不再,是他们抛弃了治国理政的舞台还是被舞台所弃?

  他们身陷囹圄之痛苦、焦虑、苦闷,或许还有后悔。但由于处于羁押状态,自由受到限制,限于法律规定,在判决之前的很长时间,除了办案人员,落马官员只能见到辩护律师。律师成了他们精神的寄托,倾诉的对象。

  为此,《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包括钱列阳、许兰亭、杨矿生、韩嘉毅、高子程、张青松等在内的多名曾为高官辩护的刑辩律师,试图通过他们的近距离观察和接触,探究落马官员的人性弱点与反腐体系之制度困惑,以期为未来之廉政再造提供某种借鉴。

  落马后,案件是这些官员们首先要应对的大事,但面对案情,他们的态度却有着天壤之别。

  有些官员精神颓丧,从一开始就拒绝律师介入,认为辩护无用。比如原黑龙江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自己不找律师,不知道律师在案件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即便后来请了律师,也比较沉默,对律师没什么要求。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在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中就是如此。2012年12月6日,北京市检察院指定第二分院对刘志军进行审查起诉次日,检察官便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但刘志军主动放弃了这一法定权利。

  随后,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其指定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钱列阳担任辩护律师。2013年春节之前的第一次会见并不愉快。

  “我们见面之后,我跟他介绍自己,告诉他受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为他担任辩护人。”钱列阳这样回忆。刘志军的答复则是,“审查起诉意见都对,我完全签字。”

  很显然,刘志军对律师采取了不配合的态度,而这种状况,在此后几次会见有了较深的交流之后才得以改变。

  抵触律师,很大程度上源于心理上的前后落差。曾为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辩护的律师韩嘉毅说,“在位和落马显然是天上地下,这些落马官员刚开始转变艰难,心理承受能力受不了,很痛苦,面子上要强,与外界基础有一种自我保护,比如会见的时候很紧张,心情非常不好,不过几个月下来就不一样了。”

  《中国新闻周刊》获知,在众多的官员贪腐案件中,家属为被告人请律师这种情况会好一些,被告人基本上能接受。而类似刘志军案这类由司法机关指定辩护的情况,指定辩护的原因就是被告人放弃辩护。

  不过,对于多数被告人来说,他们并非天然抵触律师,随着律师介入后作用的显现,很多落马官员都会选择配合。原交通部副部长郑光迪在辩护之初,甚至拒绝会见律师。

  郑光迪的辩护律师,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高子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开始,她相信组织,放弃辩护。后来她爱人做了工作,会见两三次之后,感觉到请律师是必要的,转而配合律师的辩护。”

  事实上,因为被告人的配合,高子程调取了一份关键证据。检方指控郑光迪受贿金额中,犯罪事实大部分发生在郑担任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会长期间。高子程调取的《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章程》表明,协会会长经选举产生,理论上协会会员均可担任会长,这意味着会长并非国家工作人员,不构成受贿罪。这个辩护意见被法院采纳。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落马官员在失去自由之后,改善自己境况努力的表现。曾为多位副部级以上高官辩护的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许兰亭透露,心理落差是第一道关,有些被告人刚开始对律师不太相信,言语不多。在多次会见建立起信任关系之后,才开始谈案情。

  相比之下,部分高官在落马之后会产生一系列心理应激反应。某大型央企老总唐某,出身显赫,从小在机关大院成长,声称自己和高层领导都认识,自己的落马不过是公司的内部斗争。在它看来辩护没有用,不把法律当回事,甚至还对辩护律师开玩笑,“出来后我来看你”。

  在辩护律师看来,这种情况有其必然性。很多官员对落马后的情况已经有所预料,便可能放弃努力。另一方面,长时间羁押与外界隔绝,交流机会难得,除去法律上的帮助,律师还能带来外界的信息,包括满足平等交流的需要。

  和很多落马官员不再在意被指控何种犯罪不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副行长于大路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并不否认,但在羁押期间却十分在意自己的“声誉”。当听到有人说他的官是买来的时候,便十分生气和较真。他认为自己的职位都是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得到的,并没有买官卖官,他将这样的说法称之为侮辱。

  基于辩护的本能,还是有很大一部分落马官员积极为自己辩护。比如原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达,被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对此何洪达反应比较激烈,他认为金额没有那么大。

  围绕犯罪事实的指控和辩护,常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最离奇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甚至还有“老鼠爱上猫”的情况。

  北京市海淀区一位厅局级官员落马后,在律师会见过程中,正好碰上检察院一位预审员迎面走来,两人热烈拥抱,像是故交重逢,预审员甚至还说,“好久不见,想你了。”

  在那起案件中,由于主要的犯罪事实都是犯罪嫌疑人自己主动交待,对犯罪事实方面进行辩护就很难。

  钱列阳至今说起那个案例仍然感到很吃惊。“预审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目的是要指控他,双方事实上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就像猫和老鼠一样,实践中,主动坦白的案例有,但和预审员成朋友的,这么多年来,我只看到这一起。”

  说起主动交代,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比较典型。在审判最后陈述时,许迈永自己说,2009年4月13日被“双规”后,经纪委办案领导谈话、讲政策,他从4月28日起,开始陆续彻底交代问题。

  两年前的7月份,许迈永的亲人和朋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称,许非常聪明,记忆力极好。这种才能显然也在交代问题时显露出来,在浙江省纪委对其实施双规的八个多月中,许迈永写了2000多页纸的主动交代材料和3万多字的悔过书。其“全面、彻底、透彻”地交代了所有违纪违法问题。放在别人账户上的资金、房产、股票,包括贵重物品,也全部作了如实交代。

  出于自保和立功的考虑,在羁押期间,许迈永的生活还包括向纪检、检察部门提供其他人犯罪的线索,有检举立功行为。

  不过情势并未如其所愿,一审法院宁波市中院对这些许迈永奉为救命稻草的行为并未采纳。法院认为,“起诉指控的许迈永贪污、滥用职权及部分受贿事实,许迈永是在有关部门已掌握相关线索的情况下交代的,不具有自首情节。”

  此外,“虽然许迈永在有关部门不掌握的情况下交代了部分受贿事实,但鉴于其在庭审中推翻原有罪供述,拒不认罪,故不足对其从轻处罚。”

  极为典型的当属一心求死的中国证券界死刑第一人杨彦明。在杨任职中国长城信托投资公司北京证券交易营业部总经理职务期间,贪污、挪用巨额资金,却至死不交代资金下落,成为一桩悬案。

  相比案情,很多落马高官更愿意谈人生。

  某省省委副书记落马后,律师会见时,被告人不愿意谈案子,称其对起诉书的指控都认可。不过,辩护律师许兰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位昔日高官却主动和自己谈怎样教育孩子,言语之中,掩饰不住对亲人的思念。每次见面,这些话题也能够聊上一两个小时。

  该高官的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其儿子和侄子到北京为其请许兰亭担任辩护律师,会见结束后,许兰亭也如实将他的观点转告其子女。

  同样,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在与律师签了委托书之后,也不愿意多谈案件,更愿意聊聊天。

  钱列阳发现,“他所代理的案件中,很多高管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没有时间、更没有兴趣去学习法律,也没有找一个法律专业人士做顾问,对于什么地方可能触犯法律毫无心理准备。”

  江苏某副省级高官落马后曾深刻反思,他本人学问做得不错,却在官场上折戟沉沙。谈及人生前途时,他和钱列阳说,“如果不走仕途,到高校做学者会好很多。”

  因与律师谈人生而改变原来抵制辩护的案例也不少见。会见律师之初,刘志军的态度是“不谈高铁,不谈法律”。辩护律师钱列阳说,刘志军认为高铁很让他伤心,除了法律和高铁不谈,其他什么都可以谈。

  当然,这些与律师的交流也让他知道了一个新词――“中国梦”,甚至在后来的庭审陈述中,他后悔自己不能为“中国梦”做出贡献。

  在落马高官中,很大一部分是受累于亲情。事实上,亲情在落马高官的内心大多分量很重。上述江苏省副省级高官,儿子身体不好,也没有工作,由儿媳常年在家照顾,儿媳也因此没有工作,后来一个房地产公司老板为其儿媳提供了一个挂名的工作,不用去上班,但领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工资,这成为他落马后检方指控的犯罪事实之一。

  这位官员刚开始并不认罪,认为这是儿女的事情,自己一分钱也没要,也因此始终不认罪。钱列阳说,“我跟他说,只有高官的儿媳才能做到这一点,不然谁会给你提供一份不上班还能拿不少工资的工作呢?他有通情达理的一点,意识到这一点,他就承认了。”

  另一位天津的副省级官员落马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这位官员仅有一女,在美国留学,为了给女儿解决住房问题,便接受他人为其女在美国所购的住房。被立案调查后,这位官员将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特别是对孩子的责任都揽起来。而最终心理防线被突破,也是因为对其女儿采取协助调查。

  一旦失去自由,官员们最挂念的往往也是自己的亲人。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见到律师高子程之后,刚开始以为是检察院提审,非常不耐烦。当高子程表明身份,称自己是其妻子委托的律师为其做辩护时,陈良宇首先迫不及待地问起了家人的情况,尤其是父亲的身体状况。

  刘志军在狱中常问其老母亲是否尚在人世。而谈及自己的女儿,则会显得开心,总和律师说自己的女儿外语很有天赋,不怎么学,却成绩很好。

  上述江苏落马高官夫妻感情非常好,羁押在合肥期间,律师前往会见,其爱人为了送去衣物,从南京出发去合肥,却因为大雪七个小时的路程走了一天一夜。钱列阳将此情景告诉他时,这位官员非常感动,反复地说,“太太辛苦了,太太辛苦了”。

  与很多落马官员法制意识淡薄不一样,也有官员在失去人身自由之后,格外珍惜自己的法律权利。

  北京中同律师事务所主任杨矿生曾担任重庆市原司法局局长文强的辩护律师。杨矿生说,“会见文强时,跟其他人不同,文强先提了两个条件,第一个要互信。‘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我不会误导你,你也要把你对这个案子的真实看法告诉我,不用瞒着我,既使你认为我犯的罪够枪毙了,你也要告诉我’;第二是要依法,文强说,‘你要依法充分辩护,我有什么合法要求,你要转告有关机关’。”

  在看守所,文强还要求读法律书,以及保证充分会见。和文强相似,前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同样学习法律的意识强烈。

  在被羁押于秦城监狱后,律师会见的时候,高子程说自己“主要是突击给陈良宇普及法律,给他解释被指控的罪名是什么意思,再解释什么情况下属于犯罪,什么情况下不算犯罪。有点像上课”。而陈良宇对法律知识显得非常陌生,但却听得很认真,还做了记录。

  对于辩护,高子程说,陈良宇有着矛盾的心理,有时觉得没用,有时又寄予很大希望。审判之前,在从秦城监狱押往天津受审的路上,陈良宇让押送人员转告高子程,他会争取好态度,希望高子程积极辩护。

  许迈永与律师的关系则是另一种状态。在审判之前,许迈永积极交代问题,争取罪轻判决,没想到却等来了死刑判决,其中一位辩护律师说,此后许迈永情绪时而不稳定,处于焦虑状态。看守所则主动要求律师会见,为其舒缓情绪,最长的时候,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许迈永则不停地问律师,二审有无可能争取罪轻判决。

  相比而言,如未被判处死刑,大多数落马官员焦虑的情绪也随着审判结束而变得安定。

  刘志军在审判之前会见时,常因为聊及高铁而痛苦,开庭前甚至因为紧张而上火,整晚未能入睡。开完庭之后,律师回访之时,发现刘志军气色不错,精神状态比之前任何一次会见都好。

  一旦判决生效,官员们开始正式服刑,也意味着新的生活的开始。

  读书、看报、劳动成为常态,但也有特别的故事。

  对于落马官员来说,监狱生活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很多人选择自暴自弃。但广州市委原宣传部部长黎元江却在入狱后决定申请攻读博士学位。

  因为涉嫌受贿罪,2004年9月,黎元江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有期徒刑12年。

  2007年4月,黎元江通过监狱向中国人民大学递交了题为《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报业跨国化》的博士论文,黎元江的导师李景治给其极高的评价,认为从新闻学的角度看,这篇论文的选题很有分量,学术价值高,在国内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据李景治的说法,服刑人员在狱内完成博士学业不仅在广东属首次,即使在全国范围内目前也极为罕见。

  狱中各尽其能的例子显示官员落马后不同的精神状态。曾一度引发官场地震的原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不仅在贪腐方面极有办法,即便到了监狱,也很有想法,他在狱中苦练书法,写下《赤壁赋》让监狱拿去拍卖。

  虽然仍旧爱出风头,李大伦在狱中表现出的更多是谦卑,早已没有昔日不可一世的市委书记的“派头”。        

  [本文来源]  
 最新评论

发 布 评 论
选择: 很好 一般 过期 垃圾

评价:
验证码:
 
 
 
更多>>  

 
 [漫漫人生路]一封日本人写给中国人的信..
 [开心人]看人长处、帮人难处、记人好处
 [抗日战争]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变,是史..
 [花花世界]落马官员的精神世界
 [开心人]【分享】你不知道的100..
 [爆米花]南京报纸头版整版刊登寻人..
 [爆米花]张艺谋工作室举报冒牌代言..
 [央视名嘴]央视女主持辞职卖拉面 揭..
 [爆米花]男子自学6门外语翻译40..
 [漫漫人生路]都是爆笑短信惹得祸
 [糗事]原铁路文工团女高音罗菲受审
 [糗事]武汉“死亡公路”10年夺..
 [维权]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拘最新..
 [维权]资深白酒营销人评央视:连..
 [开心人]一千年以后的历史课本,一..
 [糗事]上亿仿造航母荒废谁之过
 [糗事]芦山村民认为被免职副乡长..
 [维权]新华网:“一线城市房价未..
 [民间神医]神奇的舍利子
 [美国人]希拉里对将来中国的预测有..
 [维权]新华社批铁道部工信部:自..
 [糗事]不要评价别人
 [职业生涯]京广高铁正式运营 “高姐..
 [职业生涯]辽宁东港现80后女副市长..
 [维权]工商所的故事:一次感人的..
第1页 | 共2页 | 上一页 | 下一页

 
·落马官员的精神世界
更多>>  
 
用户协议  |  官方博客  |  商务合作  |  关于本站  |  联系我们

网络文明 举报电话:0791-12318   赣 ICP备 12005621号 -1

作者发布作品时,请遵守国家互联网信息管理办法规定。本站所收录作品(含文字和图片)均属其个人行为,不代表本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