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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辽沈战役中的林彪
2013-12-19 0:06:45  来源:人民网>>人物研究  会员:三大战役   作者:姚杰

   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的表现究竟如何?有没有错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正确的方面?如何看待这些正确的方面?所有这些,都是当前不少人关心的问题。本文试图依据手头掌握的历史文献和资料,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

    东北战场的有利形势和中央军委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方针的提出

  (一)1948年3月15日,历时90天的东北冬季攻势胜利结束。这时,东北解放区的面积和人口,已分别占东北地区总面积和总人口的97%和86%。敌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所辖14个军共44个师,连同特种兵、机关、地方部队共约55万人,分别据守在北宁路的锦州、山海关段,沈阳周围以及孤城长春,相互之间的陆上联系已被切断,我东北野战军包括18个独立(骑兵)师和在冬季攻势前后新建立的3个纵队,已有12个纵队53个师,’连同炮兵纵队等共70余万人,另地方部队及后备兵团共30余万人,总兵力已达100余万人。冬季攻势后,东北野战军主力位于长春周围进行休整,一部位于冀热辽边地区。由此可见,在东北战场上,当时我军不论在经济力量方面还是在军事力量方面,较之敌人都已占有较大的优势。这是西北、华北、华东、中原各战场我军还不具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作战条件。

  (二)当时,东北敌人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弱点,即:战略决策上处于退守失据的状态。早在1947年冬和1948年春,蒋介石根据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就曾考虑过将东北部队撤出长春、沈阳,以一部控制北宁线,主力加强到华北或华中战场的方案,但因顾虑撤出沈、长在政治上可能陷人更加不利的境地,未敢决策实行。1948年8月召开的南京会议,也拟定了放弃长、沈,“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的方针,但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惧怕部队一旦脱离坚固设防的长春、沈阳,可能在无阵地作依托的情况下遭致全军覆没,因而仍然处于犹豫未决的状态中。这种状况,对于我军发起以就地歼灭卫立煌集团为最终目的的连续大规模作战是十分有利的。

  (三)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从全国战局的发展着眼,早在1947年10月13日东北秋季攻势正在进行之际,就致电林彪指出:“你们攻克吉林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沈阳、锦州间,锦州、山海关间,山海关、天津间,天津、北平间,北平、张家口间,均为很好作战地区。"1948年2月7日,东北冬季攻势进行期间,毛泽东又依据东北我军再打几个大胜仗,“蒋军从东北撤退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其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点”的判断,电示林彪:“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新、义县、兴城、绥中、榆关、昌黎、滦州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在这份电报里,毛泽东还告诉林彪:“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军二月底三月初当可打平绥,四月或可出冀东。该军须学会宽大机动的战略思想。他们一出平绥出冀东,看见宽广的天地,眼光就扩大了,许多不必要的顾虑就可扫除了”。用以提示林彪要多注意北宁线、平绥线战场的有利作战条件。

    林彪徘徊于攻长春和南下作战之间达三个月之久,无所作为

  (四)冬季攻势结束后,中央军委同林彪之间就东北野战军下一步攻势的指向问题进行了磋商。4月18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了攻取长春并见机打沈阳北援之敌的方案。林彪申述:如东北主力南下打沈阳外围或北宁线,将会遇到如下困难:一是“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更较长春强大”。二是如攻取沈阳外围要点,“敌均能立即组织三个师以上的兵力守,而集中十个师以上兵力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妨碍,我军攻城打援皆不便”。三是“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根据这些分析,林彪得出结论说:“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4月22日,毛泽东复电批准了林彪攻打长春的建议,并同意令华北“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正在商量中)以三个纵队出至承德、平北之线以东地区,或者可能出至承德以东地区,起配合作战之作用”。但电报同时又指出两点:一、“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二、虽然华北部队出平承间,“但你们主要不要依靠杨、罗、杨”。毛泽东在随后给林彪的电报中,又多次重申了这两点。

  (五)5月24日,林彪以一部兵力在长春外围发起攻击,歼敌5000余人,自己伤亡2000余人。尔后,林彪于5月29日、6月1日、6月5日连续三次致电军委,申述强攻长春之困难,6月5日的电报,更提出了三个方案作比较:一是强攻长春,但认为即使使用八个纵队的兵力,“与敌对比还不到三与一之比”,因而是“一个无把握之仗”;二是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到北宁线、热河、冀东一线作战”,但认为这一行动可能“到处扑空,或遇着同样力量集中不便我打的敌人”,而且“粮食必很困难”,“长春之敌无疑的会在沈阳敌人接应下退回沈阳”,因而“目前也不宜采取这一方案”;三是“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并最后攻城的方案”,认为此案“除多费去几个月的时间以外,没有其他坏处,但能有把握的歼灭敌人和拿下长春”。对林彪所提方案,毛泽东于6月7日作了批复,表示基本同意“用三至四个月的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待秋后再攻承德或他处”的第三个方案。但同时指出:一、攻长春时“必须采取地道作战与地面作战相结合的方法,方能减少伤亡与保证胜利”。毛泽东设想:如果采用这种方法,我军有了大约4个或5个纵队及7个独立师使用于攻城方面,也就够了。二、应以“不少于五个纵队(最好是六个纵队)在沈阳长春间援敌必经的道路上,构筑必要强固阵地,先行远距离的阻击作战,借以消耗和顿挫援敌,并有能力歼灭援敌一部或大部,方能保障长春的胜利”。三、视战役发展“酌量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四、在进行攻城打援的同时,要“完成进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地区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六)毛泽东是十分讲究领导艺术的。从林彪的几次电报中,他隐约地觉察到林彪对夺取长春这样拥有重兵守备和坚固城防的大城市信心不足。但他并没有直接向林彪指出这个问题,而是采取了迂回的方式加以诱导。1948年6月1日7时,他在给林彪的电报中通报了临汾作战的情况,指出:“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七十二天时间,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九个旅(约七万人)都取得攻坚战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强。敌我两军玫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如果我军不惜伤亡,以两个月时间夺取长春,你们估计是否有此可能?局势将会怎样?”6月7日15时的电报又指出:“长春胜利,将给你们尔后南下作战逐一攻克各个大城市开辟道路;各个大城市的攻克,将从长春战役取得经验。”在未来的长春之战中,“因为我军采取地道与地面相结合的方法,即一方面用多数的地道向敌要塞下面进攻,一方面在地面上逐步筑垒前进,使敌之反击(敌人必然进行多次的拼命的反击,所以我军前进必须逐步构筑坚强堡垒)只能消耗敌人自己,而不能把我军打出来,因此,就可以节省兵力”。

  (七)6月5日,东北野战军首长颁发《围困长春的办法》五条,开始对长春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并拟定了两个月的攻城训练汁划,准备8月中旬正式攻击长春。但围城一个多月后,林彪又于7月20日和22日两次致电军委,认为依我军现有条件,攻取长春需要4倍于敌的兵力才有把握,而现时能用于攻长春者,最多只能有7个纵队另5个独立师,即3倍于守军。以这样的兵力攻城,很可能出现象1947年夏季攻势中攻四平城那样部队突人市区后,既无力全歼守军,又无力打援的僵局,被迫撤出战斗,因而带有很大的勉强性和冒险性。林彪建议:“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的和被动的攻长春。”“在这两份电报中,林彪还提到了南下作战的种种有利条件,其中包括南线敌人兵力比较薄弱,以及我军主力南下后,“必然引起长、沈敌人撤退,达到解放东北的可能”。7月22日23时,毛津东复电批准了林彪以主力南下作战的建议,并指出:“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电报要求林彪:一、应该将南下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向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以坚定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决心,并研究克服各种困难的办法;二、要求林彪和指挥机关“先期南下,和程子华、罗瑞卿诸人会面”。

  (八)至此,对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究竟应即攻长春、还是对长春久困长围尔后夺取、还是以主力南下作战问题的磋商暂告一段落。从4月中旬算起,这一过程历时近3个月,从中可以看出:一、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虽然曾批准过林彪即攻长春或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建议,但基本意图却是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截断北宁路,实现“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方针。二、对于打长春、长期围困长春然后攻取还是南下作战,林彪都没有信心和决心,犹豫徘徊无所作为。三、这种犹豫徘徊、当断不断造成的结果,就是毛泽东在九月会议上所说的1948年上半年东北少打了一仗。当然,也应该看到东北野战军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了大休整,部队数量、质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所以也是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东北虽然有一仗未打,但是今天壮得厉害”。这种“壮”,无疑是后来辽沈战役能取得巨大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南下意图确立后,林彪又顾虑重重,攻锦洲的信心和决心仍然不足

  (九)林彪虽然在7月20日和22日的电报中提出了“仍以南下作战为好”和8月中旬“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的建议,但实际上信心仍很不足,主要表现为四:一是强调南线敌情严重和准备不足,迟迟未能部署部队南下。二是9月12日前后部队开始南下后林彪本人没有能及时跟进,进行有力的指挥。三是在10月2, 3日正当攻锦州城之战将要开始之际,林彪却一度动摇决心,提出回打长春的方案。四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兵力部署没有重点。

  (十)在研究部队向北宁路开进的时间问题时,林彪在8月6日、8日、11日三次致电军委,或提出要杨成武所部提早向绥远行动,调动傅作义部向西,以利于东北野战军在北宁线之作战,并声称东北野战军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或申述因东北下大雨,铁路、桥梁被冲断,’须要运粮道路修通才能出动,但同时又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前,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前。”对于林彪在部队南下问题上因重重顾虑而难于确定行期,以及自己70万人的行动时间取决于杨成武部7万人行动时间的错误说法,毛泽东极为不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8月12日6时,毛泽东致电林彪指出:“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之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均放在杨成武是否能提早出动上面。你们6日19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8日17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三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得志、罗瑞卿及你们,如象今年4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在毛泽东的批评下,林彪才初步定下了北线部队于8月底9月初南下的决心(后因道路被大雨冲毁,修复费时,延至9月12日开始南下)。

  (十一)9月12日,位于北宁路以西的第十一纵队和冀热辽军区的三个独立师在北宁路的绥中、昌黎段发动攻势,位于沈阳、锦州间的第九、第四纵队等部及位于长春、开原间的野战军主力也开始向北宁路开进。但林彪直到9月、30日方率指挥机关离开哈尔滨以南约50公里的双城,车运经郑家屯南下,于10月4日子夜进到锦州以北100多公里的海州(今阜新),5日接近锦州。这样,不仅如毛泽东在电报中多次指出的那样,面于没有适时将指挥位置南移到北宁线附近,“致使你们的眼光长期受到限制”,而且由于战役于9月12日发起后一段时间内陆续到达北宁路的各纵队缺少及时有力的统一指挥,因而对北宁路各城守军未能形成强有力的攻势。

  (十二)10月1日,我军经4小时激战,攻克锦州北大门义县,歼敌1个师。接着,部队从四面逼近锦州,形成了对锦州的包围。锦州位于北宁路沈阳、山海关之间,是关内外的重要联结枢纽,也是东北敌军的重要补给基地。锦州守敌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所部第六兵团4个军的各一部共6个师(9月27日沈阳又空运第四十九军1个师加强锦州),连同各类军事机关、特种部队及地方团队,约10万人。正规军各师均为重建或新组建部队,战斗力不强。因此,在整个东北敌军的防御体系中,锦州既是要害又是薄弱部位。经过军委和毛泽东多次申述此次北宁线行动应力争歼灭范汉杰系统18个师,重点是攻取锦州、榆关、唐山三点。尤其是锦州一点之后,林彪于9月下旬初步定下了攻克兴城、绥中、义县等5城后集中兵力夺取锦州的决心。义县攻克后,预定攻锦的各纵队开始向锦州接近。但10月2日林彪在得到华北“剿总”所属独立九十五师和位于绥中、秦皇岛之间的新五军将增调葫芦岛后,判断该敌可能会同葫芦岛、锦西之五十四军全力增援锦州,因而在当日22时致电军委,提出或继续攻锦州,或回师打长春的两个方案。这就是说,在部队即将开始夺取锦州的紧要关头,林彪又一次处于攻锦州还是回师攻长春的犹豫不决状态中。十分明显,战役主要指挥员的这种心理状态,将会对攻锦之战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幸好经过慎重研究考虑后,林彪迅速克服了自己的这种犹豫状态,于3日9时致电军委,最后定下了“仍攻锦州”的决心,并调整了部署,加强了攻锦州和阻击锦西、葫芦岛援敌的兵力。毛泽东在接到林彪10月2日22时关于攻锦或回打长春的两个方案电后,于10月3日17时、19时连续致电林彪,指出:“在五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目前沈阳之敌因为有长春存在,不敢将长春置之不顾而专力援锦,你们可利用长春敌人的存在,在目前十天至二十天时间(这个时间很重要),牵制全部、至少部分沈阳之敌……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接着,10月4日6时,在接到林彪“仍攻锦州”的电报后,毛泽东立即发电,除表示“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3日9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外,还进一步指出:“关于不应当回头攻长春的理由,不是如你们所说的‘太费时间’以及‘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而是如我们昨日17时及19时两电所说的那些理由,即你们如果真的回头攻长春,你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就拿突围一点来说,目前该敌突围愈迟愈有利,不突围更有利。”战役的实践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我军攻锦期间,沈阳敌人因需照顾长春,未敢大胆倾巢出援,给了我以充裕的攻城时间。而锦州的迅速攻下和长春的迅速和平解放,又促使沈阳的廖兵团大举向锦州挺进,为我军转用主力合围歼击该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三)有重点地使用兵力,这是重要的军事原则之一,也是毛泽东历来的主张。关于辽沈战役第一阶段我军的作战重点,毛泽东早在9月5日、7日的电报中就已明确指出: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首先应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歼灭范汉杰所部18个师,并全部控制该线。要求林彪“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沈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但林彪却因时时顾虑长春敌人突围和锦州难下,在较长时间内没有明确作战的重点,没有把自己的主要兵力配置在北宁线,形成了南北平分兵力的状况,直到10月3日晨最后定下夺取锦州的决心之后,才调整部署,将第一、第二纵队主力及第六纵队1个师从新民方向加强到北宁线上,使北宁线的兵力增加到了包括3个独立师共27个师的兵力。这样,才使攻城和阻击锦、葫援敌有了可靠保障。毛泽东在10月4日6时给林彪的电报中说:“你们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从这件事,你们应取得两个教训”,其中第二个教训,就“是在通常情况下,必须集中主力攻击一点,而不要平分兵力”。

    最后确立攻锦决心后的一个月中,林彪指挥东北全军取得了一连串巨大胜利

  (十四)从10月3日最后定下攻取锦州的决心起,到11月2日我军攻占沈阳、全歼东北卫立煌集团止,在1个月中,林彪一改原来那种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状态,不仅向军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而且能按照军委的意图,主动积极地领导全军一个紧接一个地夺取胜利,直至全歼东北守敌。

  (十五)按照中央军委关于“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的指示,林彪以5个纵队另1个师附炮兵纵队大部,首先肃清了锦州外围,紧接着组成南、北、东3个集团,以南北对进为主,采取大量土工作业与火力、爆破、突击紧密结合的攻坚手段,夺取锦州城;以两个纵队及两个独立师采取正面以一部坚守阵地,大量杀伤敌人,主力隐蔽集结,适时实行反击以求歼敌一部的战术抗击葫芦岛、锦西来援之敌;以一个纵队另一个师在正面抗击,以两个纵队从侧后籍制敌人的手段,对付沈阳援锦之敌;以12个独立师围困长春;以一个纵队为攻锦(州)部队预备队,一个纵队为对付长春之敌及沈阳援锦之敌的总预备队。这是一个既有足够兵力保障攻取锦州,又有余裕力量对付东西援敌的完全正确的部署,立即得到了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接着,林彪又两次亲赴前线勘察地形,研究确定了攻击锦州的具体部署。10月9日,锦州外围之战正式发起。11月14日11时,攻城战斗开始,至15日18时,全歼守敌10万人。10月19日,毛泽东在给东北野战军首长的电报中指出:锦州之战,“部队精神好,战斗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

  (十六)攻占锦州后,蒋介石于15日、18日两度飞赴锦州,组织长春敌军南撤和沈阳、葫芦岛敌军东西对进,企图在恢复锦州后将东北全军撤向关内。林彪依据军委指示和当面敌情护一面指示担任围困长春任务的第一兵团肖劲光、肖华加紧组织策动国民党军第六十军起义,并逼迫郑洞国率新七军投诚,争取长春和平解放;一面组织攻锦各纵队加紧休整,恢复战斗力,准备歼灭葫芦岛敌军11个师(包括从华北、华东战场调来的第六十二、第三十九军等)。17日,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18日新七军开始谈判投诚,长春和平解放已成定局。但此时由沈阳出援并占领彰武的廖耀湘兵团,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又开始向锦州攻击前进。林彪立即于18日20时报告军委:“决采取诱敌深入方针”求歼廖兵团。19日17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建议,指出:“如果在长春事件之后,蒋介石、卫立煌仍不变更锦葫、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况下,你们采取诱敌深人,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根据军委的指示,林彪立即命令第十纵队和第一纵队的一个师坚守黑山、大虎山阵地,坚决阻住廖兵团;命令汉进行了3天休整的攻锦州各纵队于?20晚不顾一切,兼程北上,会同原来位于彰武北侧的两个纵队和长春南下的部队,向彰武、黑山、大虎山地域急进,力争全部歼灭廖兵团于运动中。东北野战军首长还要求各部队’‘忍受疲劳,奋发精神,坚决歼灭廖兵团之五个军,并继续歼灭沈阳周围之敌,解放全东北”,明确表达了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全歼东北之敌的坚强决心。在我军刚廖兵团合围的同时,廖兵团主力先攻黑山、大虎山阵地,未能突破,被迫折而向营口方向,企图控制营口,接应沈阳守军南撤,然后由营口经海上逃窜,又遭我独二师及刚到达的第八纵队迎头痛击,被迫北向沈阳逃窜,结果陷入极大的混乱中。林彪抓住这一良好战机,要求各纵队大胆猛进”、“猛追、猛击敌人”,一面合围,一面实行穿插分割,使廖兵团无法收缩集结,在混乱中迅速被歼。

  (十七)10月27日辽西围歼战即将胜利结束之际,林彪立即指示辽宁军区在辽河架设浮桥,为主力进一步东移解放沈阳创造条件,同时令第十三纵队及长春一各独从帅竺即向沈阳地区转进,包围沈阳敌人。28日,廖兵团刚被歼灭,林彪又不失时机地部署各纵队向沈阳及其以南至营口之间加速猛进,并于以月2日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同时解放了营口等地。至此,辽沈战役以全歼卫立煌集团、解放全东北而胜利结束。

    对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的表现的总的看法

  (十八)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组织指挥辽沈战役的整个过程中,前期,即从1948年4月中旬至10月初,林彪表现得十分犹豫,一不敢打长春,二不敢打沈阳可能北援之敌,三不敢南下北宁线,错失了若干有利的战机。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些中央领导同志曾说过:在战争问题上,我们目前还有两个关要过,一是攻坚战,打敌人重兵据守的大城市,二是打歼敌10万人以上的大仗;但这两个关必须过。因而,林彪当时顾虑长春难下,锦州难下,援兵难于歼灭,这是可以理解的。他的问题在于:在自己力量已经超过敌人的新的条件下,不敢下决心去尝试闯“关”。林彪在给军委的多次电报中提到:打长春或打锦州,很可能打成1947年夏季攻势中四平市那样一种局面,即:我攻城部队突人城内后打得精疲力竭,无力全歼敌人,在敌援军逼近的情况下被迫撤出战斗。1947年四平失利的阴影缠绕着林彪,使他丧失信心和决心,这就是林彪犹豫徘徊、无所作为的主要思想原因。后期,即1948年10月3日最后定下攻锦决心到攻占沈阳、全歼守军为止,由于中央军委、毛泽东的多次批评,再加上华东野战军经8昼夜奋战一举攻克山东省会、拥有10万重兵据守的济南,使林彪真正看到了东北敌人的弱点和我军在南线作战的种种有利条件,以及攻占锦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解决了思想问题,因而一反前段时间那种犹豫徘徊状态,指挥上沉着坚定、积极主动,在短短的1个月内,领导部队顺利地攻克了锦州,并接连取得了和平解放长春、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和全歼沈阳守军的一连串巨大胜利。

  (十九)1972年、1973年,我们批判了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的错误。现在回顾,我觉得当时所依据的事实还是对的,基本上没有歪曲、夸大之处,问题在于:一、在批判他的错误的同时,没有指出他在最后定下攻锦州的决心后在指挥上所表现的积极的方面;二、无限上纲,没有实事求是地、历史地分析这些错误的思想原因,而是把这种思想性、局部性的错误不适当地提高到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上来进行批判。

  (二十)最近看到一部作者自称为“不讳过,不溢恶,不夸饰,不虚美,象老祖宗教导的那样‘秉笔直书’”的、长达50余万字的大型“报告文学”。这部以描绘东北解放战争为主要内容的作品,除了对战争、对我军和敌军的高级将领、对东北广大人民的描绘有许多方面值得商榷外,对一些历史事实也作了扭曲的描绘。在辽沈战役第二阶段打廖耀湘兵团方针的形成问题上,作者写道:“攻占锦州后,有两个攻击方向:一是向南攻击候镜如的东进兵团;一是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毛泽东要向南,林彪要向东。”接着,作者以两页的篇幅描绘了林彪对敌情、地形的判断,引申出“林彪属意东进,首先是看准了国民党连遭惨败,极度恐慌混乱,进退失据的火候,同时也是基于地理上的考虑”。“毛泽东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林彪稍加点拨即可。”“毛泽东的高明,在于能坚定地推动部下向着正确的目标前进,又能迅速的修正自己。”这样的描绘,留给人们的印象是:锦州之战后,毛、林之间在下步歼击目标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东进歼击廖耀湘部的方针,是毛泽东在林彪“点拨”之下“修正”了“南攻”主张的错误后才确立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第一,首先夺取锦州,然后争取歼灭沈阳出援之敌,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基本的意图。这一点,在毛泽东1948年9月5日、9月7日及其以后的不少电报中申述得是十分清楚明确的。“报告文学”的作者,却完全回避了这一重要关节,而以大量文字描绘了林彪对打廖兵团的考虑思索、分析判断。这样,读者便会极自然地得出结论:打廖耀湘兵团的方针,完全是林彪脑子里那个“车转辘”转出来的。第二,战争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一方面,交战双方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中;另一方面,双方又都企求以自己行动上的隐蔽制胜对方而不被对方所制,因此就产生了战争行动的不确定性。战争的指导者对于战争(或一个大型战役)的全局只可能拟订出一个大体的设想,而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对全局中的每个步骤都作出具体精确的、一成不变的安排,这是十分明显的道理。所以攻锦之战发起的前夕,即10月10日,毛泽东就提出了“按照我军攻击锦州的进度和东西两路援敌进度,决定阻援部署‘的原则。10月15日,我军攻克锦州,廖耀湘兵团仍然徘徊于彰武、新民之间,进退难定。军委判断该敌有很快撤守沈阳的可能(实际上当时蒋、卫、廖各有打算,直到18日蒋再度飞沈才最后确定以廖、侯两兵团对进规复锦州;在此之前,廖兵团的行动是很难判明的)。正是依据这一情况,毛泽东于17日5时向林彪等提出了“你们下一步行动,我们认为宜打锦、葫,并且不宜太迟”的意见。在此前后,林彪等也提出了如廖兵团“仍按蒋计划继续前进,则我们来不及先歼锦、葫之敌,而只有先歼灭沈阳向锦州前进之敌。如敌因长敌起义改变计划,不向锦州前进,则我军稍加整顿后,即攻锦、葫,或攻新立屯”的意见。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廖兵团的动向。因此,18日在侦知廖兵团将继续向锦州挺进时,林彪等立即提出了“诱敌深人”的方针,准备在新立屯、黑山、沟帮子地域歼灭该敌。19日,军委、毛泽东立即批准了这个建议,并指出:“17日,新一军还是从新立屯向西前进;请查彰武、新民方面各军是否亦尚在向西前进。如果准长春事件之后,蒋介石、卫立煌仍不变更锦葫、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形下,你们采取诱敌深人,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
  综上所述,辽沈战役第二阶段打廖耀湘方针的确立,既是将帅协谋、互相磋商的结果,也是敌情发展逐步明朗的结果,其间并不存在我军统帅与战场指挥员之间的严重分歧。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 出处:中共党史研究 出版日期:199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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