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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怒波:穷小子到亿万富豪
2013-12-9 11:17:19  来源:华夏经纬网  会员:创业者  

 

CCTV《开讲啦》 20130105 黄怒波 苦难是一种财富

黄怒波_诗歌网站

黄怒波的中坤集团

 

1960年的某一天,银川附近劳改农场的坟场,惨白的太阳悬在半空,风呼呼地刮着,一张口沙子就灌进嘴里。一位中年女人佝偻着背,脸和手指沾满了尘土,一块一块地翻着青砖,却找不到丈夫的尸体。坟场一眼望去,密密麻麻地布着数百个小土堆,没有墓碑,都是用一块青砖压在坟头上,写着死者名字方便亲人寻尸。农场的人见可怜苦苦哀求的她,找来一块青砖:“人死了,找不着了,就这块砖吧。”女人带着这块刻着丈夫名字的青砖回了家。1975年她去世的时候,这块青砖与她合葬在一起,权当丈夫的尸骨。

这位女人是现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的母亲,自丈夫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后,他们一家沦落到悲惨的境地。黄怒波的二哥黄玉弟当时七岁,他跟着母亲去了坟场,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黄怒波靠房地产起家,现公司主业为旅游地产,2009年《福布斯》富豪榜统计其财富为67亿元。自中坤转型做旅游地产以来,已在安徽黟县(黟县宏村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坤拥有三十年经营权)、安徽桐城、湖南岳阳、北京门头沟、延庆、新疆南部,以及美国田纳西州、日本北海道等地拥有产业。今年5月,中坤集团持有的位于北京北三环的大钟寺国际商业广场将开业,总建筑面积43万平米,资产在百亿以上;今年6月,他投资一亿元重建的唐代名刹黟县梓路寺,以及黟县奇墅湖五星级大酒店将一同开放。

黄怒波的中坤大厦距北京西直门地铁站仅有一百米,这是一块寸土寸金的地方。他的办公室在大厦十六层,两层的复式空间约两百来平米,办公室外,安着一个细密格子的铁笼。笼子两米多高,占地约七平米,里面立着一棵树。光秃秃的枝干上两只十几厘米高的小猴子跳来跳去。黄怒波进办公室前先笑眯眯地轻轻挠挠猴子的下颌,猴子有时会将整个脑袋都埋进他的手里。

进入黄怒波办公室,赫然一匹狼立在门旁的角落,露着白森森的牙齿恶狠狠地盯着来客。虽然只是标本,却吓了我一跳。另一边的墙靠着多宝格,方正的格子里放着西藏佛像、和田玉、动物雕塑等各种稀奇古怪的收藏品。复式楼梯转角的墙上挂着西藏高僧亲绘的唐卡。后来我在黟县梓路寺的墙壁上,也见到了同样的图,只不过放大了几十倍。办公室二楼是息憩空间,三块木桩上立着三只鸟,它们有着长长的、弯曲的、锋利的喙。据说这些鸟很凶恶,除了黄怒波本人以外,没有人敢接近它们。这是一个风格相当混沌又鲜明的办公室,动物的凶猛野性与西藏密宗的神秘色彩混杂在一块,仿佛与外面车水马龙的世界隔绝。这是黄怒波的殿堂,他在这里统治着中坤。

我问这位身高一米九的大富豪为什么这么喜欢小动物?“小动物很可爱,你可以给它爱,它又不会伤害你。”他在这个象征着权势的殿堂里感叹道:“人就那么残忍,一旦环境变了,人比畜生还要坏。”

1956年,黄怒波出生于兰州,两岁左右的时候举家搬至银川。黄怒波是幺儿,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的父亲是军人,为人耿直,因为和书记发生口角,1960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同年自杀身亡。在父亲入狱后,他家道中落,靠着母亲在建筑工地挖土养家糊口。当时他家在银川的郊区有三间土坯房。椽子上搭着席子草,席子草上糊着泥,抹平就是土坯房了。

幼年失怙,黄怒波对他的父亲印象模糊。他仅剩的记忆就是父亲被五花大绑着带走,“这是梦还是真实的景象,我分不清了。”比黄怒波大三岁的黄玉弟,清晰地记得父亲被带走的那一天,一堆人呼啦啦地冲进屋子,扯头发抓胳膊,挣扎中父亲的一只布鞋掉了,母亲捡起鞋追出门,被人狠狠地一脚踹翻在地上,胸口印着清晰的鞋印。四岁的黄怒波被吓得差点哭背过气去。第二天,又来了十几个人在家里砸东西,连衣服都给撕碎了。黄母抱着两个儿子,在墙角蜷成一团瑟瑟发抖,最后发现两个金戒指、银手链都不见了。

黄怒波父亲被抓走后,他母亲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半年后,终于有人送来消息,通知她去认领尸体。在劳改农场,因受不了冤枉罪,她丈夫自杀了。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丈夫去世后,黄母每天拉着板车去城墙挖土,一车土卖几毛钱,靠着这个养活一家人。黄怒波记得,母亲整天没什么话,脾气急躁,一火起来就打他。他曾从炕上掉下来,因饿得没力气爬不上去,就哭起来了。母亲回家后见他哭鼻子,就把他拎起来打了两下。“我从小就缺少温暖。”黄怒波说。

缺少父爱母爱,日后黄怒波向他身边的人表达关爱时,有时候也是粗暴、专制的。他常严厉地呵斥自己青睐的下属,连他们穿什么衣服也要管,就像严父一样。这或许为他公司的管理埋下了隐患。

母爱在那个年代是奢侈品,不仅是大人,连幼年的黄怒波也需要拼命学会如何忍饥挨饿地生存下去。他印象里很深的是,邻居是厨师,每隔一两个礼拜他会带一口袋肉骨头回来。骨头上残余着一些肉,还有骨髓。好多孩子就在那里等着,等厨师一扔下骨头就一哄而上地抢。他们用石头砸开骨头,吃里面的骨髓,哪怕有蛆在上面也无所谓。他曾经和几个同学扒火车流亡,路上喝井水填肚子;回到家,急坏了的母亲打了他一顿,邻居塞给他一个馒头。他掰碎了,用热水泡开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几分钟后全吐了。饿空了的胃受不了。“电影上饿了就狼吞虎咽,那是假的。”黄怒波说,这是他最难忘的挨饿经历。再大一点时,他就偷公园的果子、偷田里的瓜、还捡子弹壳做废铜卖钱,他学会生存,并努力让自己好过一点。

很多人告诉我,黄怒波字典里没有“困难”两字。但对黄怒波来讲,比起饥饿、死亡来,人性的残忍更像梦魇一样缠绕少年时的他,令他终生不忘。

他的母亲有次挖土时,城墙塌了被砖土砸伤。当她出院一瘸一拐地走回家时,好多无知的小孩学着她走路。他家好不容易养过一只兔子,有大人把兔子逮住,浇上汽油活活烧死,那些人反而笑。他曾经与一男孩打架,对方打不过他,男孩的父亲就赶过来抱住他,让他挣不脱,男孩拿起砖砸在他头上,把他砸晕了。等他醒来,头上流着血,旁边有人经过,没有一点同情,反而觉得反革命家庭的人就该死。如今他的头上还留着当年的疤。他第一次去一个同学家玩,同学母亲说:“这是谁家的野孩子?”冰冷的眼光和不屑的语气,令他受到强烈刺激,“我一辈子都记得这句话”,黄怒波说。

“我们就是社会的底层,似乎谁都可以欺负我们。” 即使过了数十年,回忆起当年,黄怒波还是难掩怒气。

那是一个被扭曲的时代,他的家庭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遭遇,他的童年颠沛流离,尝尽世态炎凉。

今年3月28日,黄怒波重走戈壁,回到贺兰山。少年时代的他喜欢一个人穿过戈壁去贺兰山,“你不明白,那个扭曲的时代,人对人是最狠的,似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打我,因为你的出身是反革命家庭,只有狗不会咬你,只有毛驴不会踢你。我13岁就上贺兰山,晚上住在山里,反而觉得更安全。我上一辈子肯定是狼,回到山里心情轻松,没有什么能让我恐惧的东西。”

命似草芥、人性如兽的那个年代,黄怒波选择了拳头。初中的时候他打架已经很厉害了,如果打不过就召集一群人打群架,或者用砖头砸人家玻璃。一次学校冤枉了他,旁人鼓噪说,你敢把学校玻璃砸了吗?他直接拿起砖头就把学校玻璃给砸了。再后来没有人敢惹他了。因为他很凶很玩命,像野兽一样。他说:你不把我打死,我就一直缠着你。黄怒波的发小辛飞,当年属于干部子弟,他回忆起那个年代也说:“我受到很多欺凌之后,发现打架居然可以保护自己的尊严。”

黄怒波最不能容忍别人骂他的母亲。他同学回忆,一次进教室,大家推推搡搡地玩闹。黄怒波撞上了一同学,那人在写作业,结果把本子划破了。那人跳起来张口骂了一句“你妈的”。黄怒波立即急了,他个子高,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一把把人扯起来,抬手就是一个耳光。正好老师走进教室,气得一把把他俩拉上讲台,结结巴巴地说:“黄玉平(黄怒波当时的名字)!你、你、你有本事再给我打一下!”黄怒波真的抬手又扇了一耳光。同学和丽丽坐在位置上,心跳加速,紧张得不得了:这一次他又完了,肯定又要挨批了。

那个时候因出身不好,读书时每次批斗大会,黄怒波总挨批斗,出身不好的孩子们站在台上,他们的同学拿着木头枪杆强压着他们脑袋,压得低低的。底下的同学就群情高涨、大喊着口号。黄怒波却是死活不低头。红卫兵、也是他的同学,拿着木头枪杆砸他。下面的人狂热地叫着“打他!打他!”他那被叫来参观批斗大会的母亲,也无奈叫着“打他、打他”,她怕儿子不屈服吃更大的亏。上千人盯着台上,可黄怒波始终不低头。工宣队领导说算了,这才了事。

第二天,黄怒波带着两个伙伴在学校门口拦住在批斗大会上砸他的人。他用帆布皮带抽那人,一皮带抽上去血就流下来了。他也害怕,却咬着牙毫不手软地又抽了一下,“那个时候就那么野蛮,在一个野蛮的环境里,你只能野蛮地活着。你被打到极点的时候,命已经很贱了。”说这话时,黄怒波双手比划着,还哆嗦了一下。

这种特殊的性格到现在印象都很深。2008年10月,黄怒波成功登顶海拔8206米的西藏卓奥友峰。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大本营附近,有边防哨所的藏獒出没,并曾咬伤过登山队的队员。有天黄怒波训练后回来,突然蹿出四条藏獒,从四个方向朝他直扑过来。黄怒波冷静下来,敲打着“高科技含量横向抗力800公斤以上”的登山杖,“像敲响了战鼓”,他爆发一声怒吼,四条藏獒先是不约而同地紧急刹车。当时西藏登山队长旺加大喊:“不好!黄总被狗咬了!”狂奔过去,却见人安然无恙,藏獒仓皇而去。黄怒波说:“当年当知青时,我不知杀了多少狗,可能我身上有股杀气,我还怕狗?”

原来在知青时代,有段时间,附近村庄流行传染病,要灭狗,当地人都不敢杀狗,只好找身为民兵营副营长的黄怒波,“我拿起枪,对着狗,啪啪两声,狗就倒下了。所以,以后狗见我就跑。”边说黄怒波还用双手边做了个瞄枪的动作。

虽然生活苦难,但在同学眼里,黄怒波是个很爱干净的人。他总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黄军装,戴着黄帽子,背着黄书包,这些是他父亲在部队上留下的。但同桌和丽丽从不觉得他家困难,因为黄怒波很干净,打小都不是脏兮兮的孩子,不像有些男生,凑近点就有股难闻的气味。

小学到高中,黄怒波一直是如饥似渴地看书,后来还喜欢写诗。母亲不让他看,他就搭个梯子爬上房顶,再把梯子抽上来,坐在房顶上看。他给伙伴们讲述书中的故事。当知青时,他每晚点着煤油灯看书,鼻子熏得黑乎乎的。他少年时的伙伴魏兴还记得,当年黄怒波爱讲《鲁宾逊漂流记》,向往那种四海为家、无拘无束的生活。

 

十六岁的时候,黄怒波高中毕业,怀着命运何去何从的迷茫,骑了两个小时的自行车来到黄河边。浑浊的黄河水一米一米地蚕食着堤岸,有些地方一点点地崩塌,土坷垃哗啦啦地掉。这让内心充满迷茫的少年深受触动。“我这一辈子,要像黄河的愤怒波涛一样,永不停息。” 这时候他还叫做黄玉平,他决意将名字改成黄怒波:“我要去插队当知青,我要和过去的生活诀别。我不是一个平静的人,我要愤怒。”

下放到宁夏银川通贵乡后,黄怒波曾打算扎根农村一辈子。“但另一方面,这也是无可选择的无奈。”当年与他同是知青的允女士说。黄怒波相当坚韧,他们这批知青一天要求挖四段沟渠,很多人挖个一两段就不行了,黄怒波能坚持

到第三段,“虽然他力气不行,但有股不服输的劲。”宁夏冬天的早晨很冷,夸张一点说撒泡尿都会马上被冻成柱子,但黄怒波每天三更半夜爬起来套车,往田里运粪。后来他被任命为大队会计,老会计不肯教他打算盘。黄怒波也窝在被子里哭过,但很快就自己学会上手了,变成别人报账,他双手打算盘。

发小辛飞的父亲原是新华社宁夏分社社长。辛飞说:“黄怒波什么事情都觉得不能屈服。我们一般干部家庭的子弟,对贫民子弟有这种想法感到很惊讶,这很少见。当年什么都是安排的。你什么样的家庭背景我就给你安排什么样的工作,但他不觉得,他不觉得我一定要服从你的安排。”当年离开农村有三条路,招工、参军、上学。军区来人招篮球兵,黄怒波不肯去。“凭什么一个班长能管我?”黄怒波梗着脖子对我说,笑眯眯的小眼睛也睁大了。“如果我也去当体育兵,现在早就不行了,没有什么出路。”

1977年,宁夏下来唯一一个北大招生名额,当时宁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女儿已经到北大上了四个月,因为群众上告,被勒令退学。这个名额最后给了通贵乡。群众联名推荐了黄怒波,“黄怒波的条件最适合,有文化,会写诗,知青也干得不错,群众基础好”,通贵大队当年的老书记马银保说。黄怒波的高中老师秦老师也说,“那时文革刚结束,很讲民主,群众的意见很重要”。

自此,命运之门对他仿佛洞开,读北大,进中宣部,29岁正处级。黄怒波的人生看起来是康庄大道。而这个时候,他却被契科夫的《小公务员之死》惊出一身冷汗。“我想我这一辈子不能这么活,就做个官吏,我试试看离开中宣部还能不能活?”黄怒波说。他见多了官场上人在的时候众星拱月,人走的时候门庭冷落。他害怕自己有一天会变成契科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为权势而战战兢兢,唯唯诺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黄怒波在中国市长协会下面的城市出版社当负责人,出版社遭遇各种变故,建设部允许黄怒波成立一个咨询公司,养活出版社三十多号人,这就是中坤公司的由来。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铸女儿陶斯亮曾与黄怒波共事多年,她说:“小小的咨询公司,露水般的前途,原以为很快就干枯了,却被他做成现在这样。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他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他白天整天在协会处理大量问题,晚上又上中欧商学院,学了很长时间。我就不知道,他用什么时间做企业,怎么就越做越大。”

“可能少年时代养成的野性才能让我做企业家。要是没有这个,现在做民营企业家挺难的。”黄怒波这么解释。

黄怒波说在通贵大队的三年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在那里体验到做人的尊严,感受到人性的温暖;这三年他出人头地,成为自治区标兵,常在大会上面对千人做演讲,《宁夏日报》也报道他的事迹。这是他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通贵村当年的民兵营长杨怀忠回忆,全村1400多人,男女老少都认得黄怒波,他们亲切地叫他“大个子小黄”。他在通贵乡是吃百家饭,也不讲究,有啥吃啥,端起就吃。“他们把唯一的鸡蛋让给我吃,觉得我可怜。”黄怒波说:“尤其是母亲去世后,我走到哪里都有人感叹,可怜啊,没有父母。” 黄怒波曾一个人住在大队部,村民段忠礼去打油,发现他生病起不了床,赶紧用板车将他拉到自己家,段忠礼妻子照顾了他40天,他叫她“姨妈”,后来上北大的被褥都是段妻缝的。2008年7月,黄怒波回通贵,特意看望了段忠礼的妻子。段妻到今天说起黄怒波仍会激动地哭起来。

曾经的愤怒和野蛮部分发生了改变。黄怒波说,以前读初中时,坐在前排的女生看不起他,有次上课发生争吵,他拧开一瓶墨水,把女生领子一拉开,直接把墨水倒了进去。但在通贵,有次一农妇和别人大吵大闹,最后却抓着黄怒波的衣服领子,将他衣服撕烂了。黄怒波硬是忍住了没动手。他也学会了给予。自己生病时,听说村民杨怀忠也生病了,他从已经工作的哥哥接济他的钱里挤出两元钱给杨怀忠,当时五毛钱就可看一次病了。哥哥给他送来的燃煤和土豆,他让村民每人几铲每人几个地给全分了。

今年3月28日同学会的酒宴上,黄怒波与曾经扶助过他的涂老师重聚,他这么说:“当时我是社会最底层,如果没有老师的关怀,很可能走向社会的反面。”

在中坤集团旗下的系列项目中,安徽黟县宏村是黄怒波最为得意的项目。1997年,中坤介入宏村项目,和当地政府签了三十年的经营权,2000年11月,宏村与黟县西递村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由于紧靠富庶的长三角,每年有上百万人到宏村旅游消费。黄怒波在他的北京中坤大厦自豪地说:“宏村是我一手做的,世界文化遗产。全世界没有人有这种成就,对吧?没有我就没有世界文化遗产宏村。”

宏村旅游开发公司汪国平主任回忆,1997年他在景区上班,当时宏村路面的青石板大部分损坏,有些房子年久失修,村里到处堆着垃圾,散发着腐坏的臭味。汪国平见到黄怒波时,觉得这人个子高,眯着小眼,挺和气的,和当地的大老板不一样,感觉像个学者,文质彬彬的,但又有说不出的威严感。接触几次后,他觉得黄怒波做事很爽快,说到做到。对以前交待的事,记忆力超强,下次一定会过问。

最初黄怒波以为就是十几万元的事,结果进去后很多麻烦出来了,“老百姓打啊告啊的”,这让黄怒波的不服气劲上来了:“我从小就不服输,他们越折腾,我越要把它做大。”中坤进入宏村时,和当地政府签了一个协议,将17万元(宏村1997年的门票收入)全部给村民,另加5%的门票分成,村民以为“北京人是傻子,收入全给我们了”。但后来随着门

票收入增长特别是2000年底申遗成功后,2001年收入翻番至几百万,村民打出“北京人滚出去”的横幅,有的在街上泼大粪,接待游客时倒垃圾。因此,黄怒波将协议调为给村民17万保底,另加10%分成。2002年,门票收入达到五六百万,县政府要求重谈合同。黄怒波再次更改合同,将门票总收入的33%返给地方。现在宏村一年的游客有一百万,门票收入五千万元。算上税收,五千万元有一半给了当地,“做生意不能太独了,”黄怒波说。

陶斯亮认为,黄怒波是从中宣部出来的,“他足够聪明,通过合法手法,或者不违法的方式赚钱。他把它玩得很好,游刃有余。真的是奉公守法,就别当企业家了,就像我这样坐办公室就行了。但是,你要是不遵守法规,你的企业很快就会完了。我觉得他在这两者之间游刃有余,处理得非常好,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

中坤在长河湾项目赚得盆满钵满后,转型做旅游地产——这一度让高管们不理解。 2009年房价疯涨,有记者质疑中坤错过了时机,黄怒波表示,“市场上总有比你更鲁莽的、比你更有钱的、比你更不要命的,我为何要跟他们抢那些有限的资源呢?而随着国进民退的到来,土地将离民营企业越来越远。”他反问记者:“大钟寺国际广场现在可以卖5万元/平米,未来卖10万元/平米也正常,这个项目建筑面积是43万平米,是多少钱?”

3月21日上午,黄怒波与集团高管在黟县宏村的配套项目梓路寺检查工程进度,这是他投资1亿元重修的唐代名刹,预定今年6月迎接香客。在梓路寺主持的房间里,黄怒波右手搭在椅背上,跷着腿,左手指着汇报材料指指点点。中坤集团总裁焦青双腿并立,赶紧从兜里掏出笔记本速记。中坤高管们讨论寺庙的公共厕所建在哪里时,黄怒波不容置疑地说:“你们不要讨论了,听我的,建在这里。”焦青回答:“这样太麻烦,需要重新把水泥打掉,安装水管……”黄怒波右手往下一挥说:“别凑合,给我修好一点,别像个茅房似的。这个庙的一草一木都在我脑子里,我了如指掌,我说建在哪就哪。别叨叨了,过!”他如连珠炮似地重复“这个问题别叨叨了,过”,平均三四分钟处理一个问题。在梓路寺开会时,中坤在黟县的工程部负责人赵伟手机响了,他赶紧手忙脚乱地摁断铃声。私下里,赵伟告诉我:“当时我连扔掉手机的心情都有,幸亏那是在寺庙,黄总又忙于吩咐工作,要在平常,肯定要骂我了。”

随后,黄怒波眼睛一瞟,看到主持房间墙上有两颗钉子,立即板起脸问:“这是怎么回事?”主持解释说是当地县政协主席给他写的一幅字,原先挂在那里,后来撤下来了。黄怒波说:“佛门净地,可不能随便钉钉子。”主持连声说:“是、是、是……”来到定于今年6月开业的黟县奇墅湖五星级大酒店,黄怒波眼尖,发现湖边有垃圾,立即厉声问:“怎么回事?”中坤集团副总裁姚勇面色有点难看,支支吾吾地回答不出来。黄怒波说:“你这里的保安不是没事干吗?叫他们来捡垃圾!”姚勇赶紧回身,小跑着挥手大声吆喝保安过来。

黄怒波交待的事吩咐下来,焦青感觉“像屁股上挂了一串鞭炮一样,逼得你往前冲”。有时刚过五分钟,黄怒波就会打个电话询问这个事落实没有,一盯到底。“你没有退路,让你今天干完你就必须干完。”焦青说。

黄怒波的威权作风也影响了焦青。很温和地和我聊天的焦青,在工地上却是“凶神恶煞”,有些人对着他脑子就空白。焦青说:“我跟打仗一样玩命,就喜欢李云龙那个劲。”他抓大钟寺商业广场这个项目,选的人都是一个顶一个,“干不成我根本不会饶恕,也甭给我休息”。他手下有位女高管,带着孩子到工地上班,得到焦青的表扬。

黄怒波如君王驾临一般,威风凛凛地巡视着他的领地。他的下属在他面前战战兢兢。他笑眯眯地告诉我,有时候董事长办公室里的女孩眼巴巴地望着他,问:黄总,您的东西准备好了,您什么时候走啊?他在办公室的时候,她们安静得很,不敢大声说话。“我估计我一走,办公室该放鞭炮了。”

2002年,中坤经历了一场内乱, 黄怒波自己是这么定性和描述的:一次偶然机会,我发现了问题,这厮们早就私自联合注册了自己的公司,还把公司的一层办公楼的产权也转到了他们的公司名下,几千万元也被搞乱了账。那西北孤狼的野蛮和斗志充斥了心灵。一场酒后,我单身闯豺窝,踢奸贼,踹碎了门玻璃,把所有人统统赶出了公司大门,连夜从外地企业调人进京。清查三天后,原来,几年中,那几个厮已完成了清猴侧战略,财务、人事、重要部门,包括我的司机都已被洗脑策反。几年中,我一是基本不在北京;二是脾气大、骂人多、哄人少;三是定的财务报销制度严,那厮却串通了财务,拿破例报销、额外补贴迷住了不少员工;四是我采取的是强硬政策,那些厮运用了怀柔战术,往往是我在屋里训斥骂人,他们在门外等着安慰。老天有眼,就在足以导致我家破猴困、公司倒闭的当口,这些厮东窗事发。

时隔八年后,黄怒波口述当时的经过时依然十分愤怒,说到当初酒后一脚踹门时,右手握成一个拳头,猛地往前一击。

虽然黄怒波很细致地解释了内乱原因,但作为绝对控股和拥有绝对权威的民企老板,部下这种程度的反水依然少见。“民企没有一个不分裂的,人在经济利益面前心态容易失衡,他会认为凭什么挣这么多你是老板?他不想想资本是我挣的,项目是我拉来的。我过于信任人,但我的手段又过于强硬,他一下适应不了。”黄怒波感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人在金钱面前变得比野兽更残忍,强盗顶多拿刀枪抢个银行,他们是从根子上要让你家破人亡。”

但以王石为例,早年性格也非常暴躁,可万科一向被视为业内管理和发展楷模,黄怒波不以为然:“他(王石)是职业经理人,我是老板。”这又有疑问,按说自己是老板,更好掌控啊。

焦青说,那次内乱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董事长很严厉,有时不管三七二十一,骂得你狗血喷头:“但是黄总跟我说过一句话,‘焦青我骂你十句话,也可能就那么一句对,你就把那一句话记住,另外九句你忘了就完了’,对于批评或提醒,有些人不能正确看待。二是黄总很仗义、豪爽,他会给你说个美好前程,但现实中是不能全部实现的,我觉得有这么一个愿望总比没愿望好。但有些人吧,黄总跟那些人说了一百条,九十九条都实现了,那些人却不记住这些好,只有一条没做到反倒记住了。”

陶斯亮说:“黄怒波这个人我觉得有一点,他不是很善于保护自己,有的时候他锋芒毕露,个性比较强,爱憎分明,也不是八面玲珑的人,有时容易招来一些攻击,无妄之灾,一些告状什么。他属于只管前进、不注意后面掩护自己的那种人,披荆斩棘向前走都是他自己。”

可能这次教训过于深刻,黄怒波后来用人主要看忠诚度。中坤一员工说,黄怒波能够容忍你犯错误,但要忠诚。你如果犯了错误,他会继续让你干,这样你不可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这些年,黄怒波不知处理了多少人,他发现不忠诚的人就让他们走人了。我问黄怒波,2002年那次内乱在他心里已过去了吗?他叹了口气说:“我至今想不透,人为何那样贪婪、残忍?”

虽然从受尽白眼的穷小子,变成衣锦还乡的亿万富豪,但他遭遇的人性之黑暗和丑陋,似乎是黄怒波的人生中飘荡不散的幽灵。有了解他的人给出了比较绕的分析:父辈遗传的野性、独裁和煅于丛林的精明,是他成功的原因。但另外一方面,天性的善良和对温暖美好的渴求、诗人的随意、生活在别处的思维,却让他后院容易起火。结果产生一种外人看来很戏剧化的分裂,一面像柳传志王石般君临天下,一面却像多愁善感的糊涂诗人。而后院起火的背叛,更加深他对人性的暗面印刻认识,于是必得更采取独裁和寻求忠诚。黄怒波在以前的采访中也曾谈到自己是个独裁者,他认为民营企业本身没有民主,他不太认可现代公司制度。

当然,诗人的敏感与煅于丛林的野性,又让他能及时发现并果断处理问题。黄怒波对佛教情有独钟,一次他买了很多黄金,准备打几个小金佛。他委托一个相熟的画家,给画家买办公室,提供住房,高工资,后来他发现那人做的小金佛是镀金的。“没人向他举报,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感觉出来了,可能是他觉得不知道哪根筋动了,觉得不太对劲,让人一检验,就发现是镀金的。”陶斯亮说。有次陶斯亮问黄怒波:你怎么第六感那么强呢?黄回答:我就是感觉得到,我这人就是命好,几次要发生大事都被我感觉出来,及时制止了。陶斯亮觉得,可能跟黄怒波注意细节有关,“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他都能发现不对劲,可能也是诗人的敏感吧”。

3月28日上午,黄怒波到贺兰山给他父母扫墓,从墓地回来,经过戈壁滩。我和他有如下对话:我:你为何喜欢狼?黄:我喜欢狼孤独、自由自在的感觉。我:但狼是有攻击性的动物。黄:人不是比狼更残忍、更富攻击性吗?

陶斯亮说,黄怒波眼里只有黑与白,没有灰色的中间地带。好的人,他对他极好;坏的人,他一点都不搭理人。与陶斯亮共事的时候,黄怒波常常这么对她说:大姐,这个人不行,绝对不能用。那个人很好,你一定要重用。

1998年陶斯亮母亲去世,她有一段时间快崩溃了,老是做恶梦,不能睡觉。黄怒波看在眼里,特别着急,他说:大姐,我带您到西藏去,你到那儿可能会平复下来。他就带大姐去了一趟西藏,他是很信佛的人,很虔诚,在西藏,他带她到各个庙里转了转,在广阔的高原待了八九天,她回来就平复了。所以大姐特别感激他。如果不是他陪她到西藏,大姐觉得到任何地方她的心都不会平复下来。

前两年中坤做大钟寺国际广场、中坤大厦等项目,有十几年前合作过的建筑公司找上门来。当年这个公司不走正道,焦青他们都忘记了,但黄怒波记得很清楚。他说:不可能和他们合作。我不会忘记的,做坏事的人就该受到惩罚。而与中坤长期合作的另一建筑公司,黄怒波则很慷慨。一次谈价格,黄怒波爽快答应了老板的报价,这比焦青准备的最低价高了近两千万。焦青当时大吃一惊:“一两千万啊,我当时的眼睛都差点瞪出来了。”但黄怒波认为这家公司的工程从来没有出过问题,该奖励。焦青他们开玩笑说,好几个建筑商老总都被黄怒波带成了亿万富翁,买了奔驰600.那些建筑商都说:“即使我顶不住我也死扛,否则没法见大哥。”他们把黄怒波喊做大哥。

黄怒波对财富带来的自由很享受:“我现在不觉得累了,因为我现在可以任性,不高兴我就不做了。”他觉得做一百亿与做一个亿没有多大差别,现在他想登山就登山,想出诗集就出诗集,这种生活才好。他说他不喜欢为商,但也说如果没有钱,他的诗也不会为人知道。他在柳传志、俞敏洪等人面前朗诵刚在飞机上写的诗;《中国企业家》杂志社长刘东华每次见到他都说:“黄总,你的诗让我激动,太深刻了。”当然,也有人认为黄的诗歌从诗艺上说过于直白。

2008年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黄怒波捐了一亿元,名列“北京大学十一名人”榜。有人说,这个名人是捐出来的。黄怒波不否认,他觉得:“我能挣来钱,又不是偷来抢来的。北大不只是培养政治家、文学家,也培养企业家,这是当今社会进步的标志。我很坦然,证明我有本事。”与此同时,公开数据显示,黄亦在多种慈善榜上名列前茅。

3月18日下午,黄怒波接受我采访,这天上午他刚刚拒绝了一笔生意。有家山东企业来中坤大厦谈租金的事。对方说我们有好多家楼在谈,黄怒波就回答,我还不想给你呢。他跷着二郎腿,右手拍了拍桌子:“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赚那么多钱干什么?”他的桌子上堆满了商业计划书,他虚指着它们,又重复了一遍:“我要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黄怒波多年前曾去参加某市一商业活动开幕式上,原定有他的演讲。头一天晚上,该市市委书记在会议上说了好多黄怒波的坏话,一怒之下黄怒波扭头就走。该市市长赶到机场拦截也没拦住。黄怒波说:“对不起,我不伺候。”他说那个市委书记在当地口碑很差,后来下台了。“商机那么多,我为什么要和乱七八糟的人打交道?”黄怒波承认做生意时总会遇到官场上的麻烦,比如索要好处。“我大不了不做,不赚这个钱。”

他说:“我觉得中国人活得这么难,好不容易活过来,凭什么再委曲求全。你惹急了我,这个项目不要了。我不要这个钱也行,但是我人格得要。”

2009年上半年,中坤曾和银行谈贷款的事,到最后需要黄怒波签字。可黄怒波登珠峰的日子也到了。焦青让他再等两天,黄怒波却说:“宁可不要这笔钱,也不能阻挡我去登珠峰。”焦青赶到首都机场拦黄怒波,飞机已经起飞了。最后是银行一方的负责人与中坤财务总监共同赶到珠峰大本营,找到黄怒波签字。

2008年春,黄怒波与著名诗人欧阳江河在美国田纳西州进行一段公路之旅。他们在猫王故乡孟菲斯停留,与一位退休飞行员谈生意。那位老人驾驶了一辈子的飞机,买了这块地,想修一个小飞机场、一栋房子,在此终老。可是金融危机让他的退休计划破产。欧阳江河说,黄怒波根本没和老人砍价,对方报价多少就是多少。黄怒波觉得那样一个人孤老了一辈子,有这么一个梦想,却破产了,没了养老费。他没有讲价,买下了那块地。

 

黄怒波对财富带来的自由很享受:“我现在不觉得累了,因为我现在可以任性,不高兴我就不做了。”他觉得做一百亿与做一个亿没有多大差别,现在他想登山就登山,想出诗集就出诗集,这种生活才好。他说他不喜欢为商,但也说如果没有钱,他的诗也不会为人知道。他在柳传志、俞敏洪等人面前朗诵刚在飞机上写的诗;《中国企业家》杂志社长刘东华每次见到他都说:“黄总,你的诗让我激动,太深刻了。”当然,也有人认为黄的诗歌从诗艺上说过于直白。

2008年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黄怒波捐了一亿元,名列“北京大学十一名人”榜。有人说,这个名人是捐出来的。黄怒波不否认,他觉得:“我能挣来钱,又不是偷来抢来的。北大不

只是培养政治家、文学家,也培养企业家,这是当今社会进步的标志。我很坦然,证明我有本事。”与此同时,公开数据显示,黄亦在多种慈善榜上名列前茅。

3月18日下午,黄怒波接受我采访,这天上午他刚刚拒绝了一笔生意。有家山东企业来中坤大厦谈租金的事。对方说我们有好多家楼在谈,黄怒波就回答,我还不想给你呢。他跷着二郎腿,右手拍了拍桌子:“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赚那么多钱干什么?”他的桌子上堆满了商业计划书,他虚指着它们,又重复了一遍:“我要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黄怒波多年前曾去参加某市一商业活动开幕式上,原定有他的演讲。头一天晚上,该市市委书记在会议上说了好多黄怒波的坏话,一怒之下黄怒波扭头就走。该市市长赶到机场拦截也没拦住。黄怒波说:“对不起,我不伺候。”他说那个市委书记在当地口碑很差,后来下台了。“商机那么多,我为什么要和乱七八糟的人打交道?”黄怒波承认做生意时总会遇到官场上的麻烦,比如索要好处。“我大不了不做,不赚这个钱。”

他说:“我觉得中国人活得这么难,好不容易活过来,凭什么再委曲求全。你惹急了我,这个项目不要了。我不要这个钱也行,但是我人格得要。”

2009年上半年,中坤曾和银行谈贷款的事,到最后需要黄怒波签字。可黄怒波登珠峰的日子也到了。焦青让他再等两天,黄怒波却说:“宁可不要这笔钱,也不能阻挡我去登珠峰。”焦青赶到首都机场拦黄怒波,飞机已经起飞了。最后是银行一方的负责人与中坤财务总监共同赶到珠峰大本营,找到黄怒波签字。

2008年春,黄怒波与著名诗人欧阳江河在美国田纳西州进行一段公路之旅。他们在猫王故乡孟菲斯停留,与一位退休飞行员谈生意。那位老人驾驶了一辈子的飞机,买了这块地,想修一个小飞机场、一栋房子,在此终老。可是金融危机让他的退休计划破产。欧阳江河说,黄怒波根本没和老人砍价,对方报价多少就是多少。黄怒波觉得那样一个人孤老了一辈子,有这么一个梦想,却破产了,没了养老费。他没有讲价,买下了那块地。

来源:东方企业家 作者:李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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